文章导读
2023年学习生态文明思想 素材汇编 2023年10月 目 录 唐依琳： “六个必须坚持”视域中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1 佛山市生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深刻总结，体现了其理论构建与实践创新的立场观点方法，也是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的根本遵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六个必须坚持”的视域中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品格，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遵循。生态文明关乎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只有坚持人民至上，才能把握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发展、实践创新的价值导向和发展路径。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使命，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指向。解决生态问题，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回应，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准确把握人民愿望后的真诚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为此，必须了解人民群众的期待并切实满足其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人民群众期盼有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扎实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人民对于良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创造性提出“两山论”，着力推进经济与生态的双发展，为人民群众创造富裕的生活条件与适宜的生态空间，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
保证人民群众普遍享受生态环境这份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最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与受益的非竞争性，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路径导致温室效应剧增、酸雨频繁、各类资源短缺等，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影响了民众的生存安全，为全球敲响了生态警钟。面对生态问题导致的民
心之痛、民生之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①。在新时代，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向全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这类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由此，蓝天保卫战、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美丽乡村建设等多领域的规划逐步落实并取得重要成效，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所获得的普惠福祉越来越多。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是人民奋斗的实践。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生态环境保护事业需要凝聚人民群众的共同力量来成就，必须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党的十八大前，一方面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一方面是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环境污染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中国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数逐年增加，废气中污染物排放量逐渐降低。同时，2012—2021年，中国累计造林9．6亿亩，新增和修复湿地1200多万亩，美丽中国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由此，我国的生态环境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这归根结底源于人民群众凝聚生态治理共识进行的伟大实践、伟大创造。
生态文明思想依靠人民的实践来发展和检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实践创造，也是自觉向人民群众拜师、求教、问策基础上的理论创造。生态文明思想得以形成、深化，根本上是人民深入实践推动理论不断发展的结果。在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落地生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就证明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人民实践取得的新经验又使其不断丰富发展。
自信自立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史中坚强勇敢、自强不息精神的传承，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发展壮大的宝贵精神的弘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坚持自信自立的品格，是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能站稳脚跟的正确思想。
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正确的办法。面对现阶段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困境，必须根据基本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独立自主
地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
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具有鲜明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方案。国情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只有正确把握国情，制定的路线、政策、方针才能在中国大地上顺利落实。在新时代，我国基于自身资源约束趋紧、人民对于良好生态环境有越来越强的期盼的国情进行生态治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要成绩，但部分生态难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现阶段，既要保证生态逐渐向好，又要注意我国实际，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其一，要重视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保护。农村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区，经过长期运转，农村地区形成了其独特的生态循环规律，具有较强的环境容纳能力，但一旦生态循环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其生态修复也最困难。必须守住农村地区，不能因其具有较强的容纳能力而忽视其保护与修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让良好的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①。其二，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找准当前的发展现状与目标，既不能以生态环境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又不能只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而抑制自然资源的开发。
以独立自主的精神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坚持中国的事情中国人民自己办，始终依靠自身力量解答时代难题，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奋斗目标融入了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这是中国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现代化而提出的最新的生态问题解决方案。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强大和振兴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来实现。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自信自立”精神品格的重要基点。②解决中国的生态问题，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压，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人民自身，将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在资本的支撑下，西方国家拥有着较强的话语权。但对于西方的生态观念，中国不仅没有照搬照抄，反而在实践中形成了独有的生态治理模式，由于中西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存在差异，部分西方政客认为中国对西方的话语权造成了威胁。在国际舆论中，西方经常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质疑。中国必须要突破西方的话语打压，形成独立自主的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站稳脚跟。
不畏惧外部势力的打压与污蔑。攫取生态环境资源以获得经济效益是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中国强调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跳出了西方的发展逻辑，但也打破了西方所谓的“权威”。1994年，莱斯特·布朗发表了《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报告中提及中国的大量人口必然消耗大量粮食，进而会造成土地、污染等方面的问题，并且将危及邻国，这样的中国“生态威胁论”层出不穷。同时，西方无视甚至恶意诋毁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的成绩，丑化中国的生态形象。面对带着有色政治眼光的质疑与打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不信邪的态度，坚定走生态文明中国道路的信心，矢志不渝吸收借鉴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想，凝聚磅薄力量取得生态文明建设新的成功，以美丽中国的成就回应一切质疑、攻击与污蔑。
推进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强化生态话语的中国特色。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扎根中国大地，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借鉴西方先进经验，讲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道理，既符合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生态的特殊性。立足发展实际与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强调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两山论”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进行深刻绿色革命，这是在生态层面对实现现代化的科学路径的拓展，超越了西方“浅绿色”的生态治理模式。这一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为本的伟大创造，强化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传播了中国生态文明的好声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拓展了话语空间并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在“守正”中“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时代难题的一贯态度，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守正创新，要坚持党对生态文明事业的领导，恪守马克思主义正道，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握时代脉搏，创造新理论、走出新道路。
生态文明建设的“守正”，根本上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之正。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也必须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哲理，扎根中国大地展开生动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其生态思想具有
深刻的洞见性，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科学发展。针对资本主义将生态自然资源作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耗材的现实，他们提出“两个和解”的命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两个和解”的命题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生态文明、解决人与自然矛盾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将人与自然看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存整体，对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命题做出了新时代的回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十分宽厚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来源或基础，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哲学甚或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层面。”①坚持守正创新，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挖掘精髓，并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生态文明思想。
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文化基因与理论借鉴。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要善于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生态的论述颇丰，“天人合一”强调了“天地和气”，是中国古人所追求天人关系的
最高境界；“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的观点指出万物均来源于“天地”，强调了自然是人类社会的孕育者；“数罟不入
期生存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进行传承与创新，用具有时代特色的话语表达方式，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等观点，在更深层次上阐释了人与自然二者的关系及相处之道，强调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跟上时代步伐，不能身子进了新时代，思想还停留在过去，看问题、作决策、推工作还是老观念、老套路、老办法。”
②创新是实现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一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一刻也离不开紧跟“时代步伐”的破旧立新。
破除西式生态治理旧模式，发展中国式生态文明建设新道路。“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曾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但以资本为中心，放任资本追逐无限增殖也必然导致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扩张式掠夺，进而产生生态恶化等一系列问题。我国对资本进行合理
管控，将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投入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生态资源的恶性开发。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先发展后治理不归路的批判，跳出了发展经济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的怪圈。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决不能盲目追随西方而框定自己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创新发展中国的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路径。
破除只顾经济增长的老思维，建立绿色发展新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健康发展，以生态环境资源换取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必须破除。面对盲目追求ＧＤＰ增长而造成生态问题频出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生态环境投入不是无谓投入、无效投入，而是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入。”①抓生态治理与抓经济建设并非“虚”“实”对立的两方面，要破除抓经济为实而抓生态为虚的观念，实现以生态投入带来绿色经济产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去除环境代价、没有水分的绿色高质量发展逐渐实现。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破解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深层次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化解矛盾，推进事业发展。
以大历史观看待生态问题，就是要从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角度思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生态资源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重要物质财富。在新时代正视、解决生态问题，是对过去发展造成的生态破坏的弥补、修复，也是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负责任的行为。
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承担解决生态问题的责任。尽管我国对生态问题高度重视，但是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生态环境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如何将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转化为和谐共生，成为摆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责任感挑起生态治理的重担，明确“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生态
环境污染不完全是某一代人的责任，但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均应担当的责任，是党必须要打的大仗、硬仗、苦仗的观点，以高度的使命感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干好当下的生态治理任务，同时又兼顾谋划长远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
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要着眼于民族未来。“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③将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相结合，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对于长期发展的重要性，深刻地体现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法。生态资源充足是人类安身立命的决定性条件之一，当代人的发展绝不能牺牲后代人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因此，党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局工作的重要抓手，并将其作为民族发展的千年大计来抓，这对于民族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让子孙后代享受到“绿色福利”。
坚持问题导向不仅要有把握问题的主动性，更要有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解答何以建设生态文明这一时代之问，需要聚焦难题，不断提出新理念、新思路和新办法。
着力解决发展方式粗放的难题，促进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人类生产和生活必须依赖生态资源，而生态资源具有稀缺性，无法满足无底线的开发，这决定了必须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环境与资源可承受的限度内规范人类的生产生活。其一，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水平，助推产业集约化、绿色化发展。各地区各具生态优势，必须善于因地制宜地发展能够发挥生态环境优势的产业，实现对生态资源的充分利用；同时，要注重生态产业链建设，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其二，注重能源结构的转换升级。不可再生能源持续利用不是长久之计，依托科技创新开拓绿色低碳循环的能源方式是不断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其三，推动消费模式绿色转型。需求决定供给，市场上不健康的消费心理助长着浪费现象，实施环境付费和环境税收等政策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
聚焦生态责任意识不足的难题，以制度与法治守好生态利用底线。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备有关。①加快改革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体制、强化制度建设成为了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重中之重。其一，以《宪法》为依据，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规
章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了党章、宪法，与其相关的制度正逐渐完善。未来，也必须坚持以宪法为依据完善生态法律法规，增强公民生态责任意识，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导向与保障。其二，增强法律的威慑力、执行力，压实生态责任。要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度，让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受到相应的惩罚，将生态红线变成带电的高压线。其三，培养敢于担责的领导干部。“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事件背后，都有领导干部不负责任不作为的问题”②，这就要求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意识，落实领导干部任期内的生态责任制，形成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带头的体系。
系统观念就是要从全局、整体的角度看待问题，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对事物进行总体、长远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系统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得到广泛运用并获得巨大成就。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了生态文明在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国家总体发展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现代化建设全时域考量的结果。
统筹兼顾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坚持系统观念，要求在推进工作时既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保证长远、整体目标方向正确；又注意矛盾的其他方面，保证单个行动的准确无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必须协调发展、同向而行；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相互依存，生态文明建设还必须融入其他四个方面的建设之中，如在经济建设中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在政治建设中注入生态思想以树立清正廉洁的作风，在文化建设中塑造“美丽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社会建设中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全面实现小康，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将生态质量作为重要指标纳入了考量小康目标是否实现的范围。党的二十大在擘画二○三五年我国发展总体目标时，强调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①，充分强调了美丽中国对于国家总体目标实现的至关重要性；在谈及中国梦的实现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
了“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②由此可见，生态文明建设的完善对于历史任务的完成和阶段目标的实现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既有生态建设地区均衡性不足的问题，也有生态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为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从系统和全局的思维出发，在协同治理、综合治理上下功夫。
协调东西部生态资源以解决生态差异问题，提升生态平衡性。我国环境容量有限，并且独特的地理环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胡焕庸线”是我国的人口分布界线，也是生态环境界线。在“胡焕庸线”的两侧，其东南方和西北方各拥有我国43％、57％的土地，分别养育着我国94％、6％的人口。我国东南部虽有较好的生态条件，但人口规模大导致其生态压力巨大，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保护生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形成良好的生态秩序；而西北人口虽少，但是总体而言不宜居，以草原、高原为主，其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在生态资源差异巨大的现状下，我国实施“西气东输”等工程，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在全国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自然系统经过漫长的演化，受自然规则的支配，系统之中的要素配比具有强烈的结构性。“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③。山水林田湖草沙通过“命脉”互相联系，人的生存条件也同大自然联系，构成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系统整体。如果在生态治理上缺乏系统性思维，很容易导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现象，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最终危及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在新时代，中国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进行了试点工作，充分总结经验并继续运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治理、保护我国的各大生态系统，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形成了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统一保护、统一修复。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也对世界向好发展有着诚挚的情怀。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一方面要处理好自信自立与吸收借鉴人类生态治理优秀成果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将生态建设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世界舞台，为解决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①。在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要善于从不同的文明中寻求智慧，进而将其有机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形成符合时代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
正确看待不同国家、民族的生态文明成果以促进文化交流融合。一方面，生态文明思想是根据国家和民族自身的现实基础、文化沿革而形成的文明成果，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另一方面，生态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普遍问题，各生态建设文明成果包含着普遍规律。当前，世界有东西之别，社会制度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分，但是不应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一切文明成果，而是要拓宽世界视野，洞悉生态文明建设的普遍规律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特殊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②。在新时代寻求新的生态问题解决办法，需要跳出“文明冲突论”，尊重文明的差异，以目标为导向，从不同文明中汲取历史智慧。
既借鉴国内外生态治理经验，又汲取教训。一方面，国际上有诸多关于生态治理的可行方案、有效政策。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规定了生态文明权、代际正义，开创了生态立法的先河，多国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关于生态的法律条款并取得实际成效；欧盟作为联合体发布了系列方案，生态治理区域一体化成为其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与对策。另一方面，生态治理上失败的教训也同样令人深思。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各地居民在破坏森林时未曾想到这些地方会变成不毛之地，毁掉生存生活的空间，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生态危机的深度警示；上个世纪发生在西方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也对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在新时代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看到成功经验，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自身的环保策略；又要聆听失败的教训带来的历史回响，避免再犯类似错误。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寻求全球合作是获得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①。
开展多边生态合作，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具有所有权、使用权全球共建共享的特点，当然，其遭到破坏后所造成的危害也是全球性的。全球
生态问题是由人类共同行为累积形成，必须由全世界形成合力才能解决。携手全球各国人民走出生态困境，开展各国执政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交流对话以加强国际合作是其重要前提。同时，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指引，鼓励各国人民共同行动，保护全人类唯一的家园，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努力。
树立生态文明大国形象并切实发挥作用，推动构建新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大国之大，不仅在于领土和国家体量之大，更在于处理国际事务时所贡献的力量之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②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丰富和拓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一带一路”等国际场合宣传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提议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绿色基建、绿色投资、绿色金融等，中国的生态形象逐渐丰满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认同。在未来，中国还要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动承担同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的环境治理义务，发挥大国作用，带头承担起全球生态保护的重任，加快构建新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综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富含“六个必须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解答时代的生态之问给出的最新方案，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没有止境，生态文明思想也将不断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要继续做到“六个必须坚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与时俱进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成果，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世界创造条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根本遵循和持续指引。佛山市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在事业中深耕细蕴，经济、社会、生态盛花硕果，于2020年成功摘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金字招牌，打造出制造业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佛山样板”。本文刍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佛山市建设中的土地、产业、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实践路径，希望为地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借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主线和纲领，是筑牢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发展的旋律和基调。从定位、原则、方向、内容和方式五个方面来看，其思想原则一是以人民诉求为要旨和以强调惠普、共建共享体现出的真切性；二是以融汇现有经验、熟练运用生态规律，将制度建设和路径设计系统化体现出的真理性[1]；三是以辨识自然生产力[2]，辐合世界发展历史需求锚定方式方法的真实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涵盖最广大民生福祉的以人为本方向，立足于现实的持续发展方向，突破和丰富生产力三要素理论的绿色发展驱动力方向[3]，立足实现全民、共治、共享的大同方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体现在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等理念引领国内外发展理论，以谋求民生福祉为目的解决发展瓶颈，以制度强化、规划引领、科技支撑、融合协同为路径设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工作方式体现在以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来加强规划引领[4]，以国家强盛之基、民族进步之魂来部署科技创新支撑，以保护和利用同时、开发与修复并举、治污并改革共进来建设美丽中国，以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产业升级转型等为抓手落实生态文明思想。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在佛山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生态建设各方面。秉承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原则，对佛山发展瓶颈进行研判。
2019年佛山建设开发强度达37.15%，超过30%国际警戒线；工业用地面积约占城市现状建设用地面积的33%，属于开发强度极高地区。人均耕地0.077亩，
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0.795亩警戒线。生态用地120774.14公顷中未利用地25809.54公顷，为河流水面、湖泊水面、内陆滩涂、沼泽地等，使用现实条件苛刻。多年来“点状扩散、轴向蔓延”式扩展造成建设用地对生态用地、农用地不断侵蚀，2005—2018年间城乡建设用地每年新增1953.77公顷，2019年比2015年森林减少7791公顷。
佛山城镇土地低效利用和闲置问题凸显。“三旧”改造图斑的低效用地36737.04公顷，占建设用地26.54%。2019年，佛山单位建设用地固定资产投资额336.49万元/公顷，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业增加值为750.81万元/公顷，每万元GDP地耗为13.12平方米，工业用地地均增加值为12.60亿元/平方公里。用地效益仍远低于广州，与发达国家城市相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佛山市制造业占56.2%。庞大体量的制造业由改革开放后传统工业构成，高污染高耗能、体量偏小、工艺水平低端等是产业先发劣势的典型体现。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有待优化，工业碳排放占碳排放总量比重达到72%，碳达峰面临较大压力。
佛山市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在各方面都面临压力。二氧化氮、挥发性有机物防治存在困难，流域水污染防治不均衡、不系统的问题依然突出，机动车保有量超270万（广东省排名第3）且持续较快增长。2018年底佛山市人均生态承载力需求是生态供给的3.3倍，总赤字达53981.5公顷，生态赤字严重；2019年佛山生态环境指数显示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达20%左右；市域林地景观较为破碎，破碎度为0.32，污染负荷指数2.4，生态环境受污染影响明显；水网密度呈下降趋势，水体连通性变弱。高生态连接度区域、中生态连接度区域（占18.0%）及低生态连接度区域（占60.5%）间物质和能量流动障碍影响效应极大。同时还存在着生态用地受侵蚀且连通性较差、森林质量低破碎度高、水系连通不畅、局部水生态系统退化及自然保护地内存在不合理建设用地、未有序迁出等问题。
挖增量优存量。通过旧城改造、村级工业园整治、河心岛生态提升等多种措施，深入开展国土、城乡、产业、生活、生态五空间再造。确保公共用地、政府战略性用地、集体土地三部分的平衡，处理好增量与存量关系。按照“保
大保优、集中连片、提高效益”原则，划定450平方千米以上工业用地保护红线。以用地指标激励制度改革、鼓励闲置土地优先使用等措施促进集聚连片，鼓励改建、扩建和利用地下空间、建筑密度、零散边角存量等，提高土地利用率，使土地、生态、产业、城市功能格局和效用更加清晰，初步构建了以土地置换和混合开发机制为核心的推动城乡空间集聚政策体系，带动了产业集群、城乡人居环境质量大幅提升。
创新工作模式。全国率先实施移动源污染防治“环保取证、公安处罚”模式及“岛长制”落实环境保护监管责任。全省率先成立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构建环保“大监管”体系。设置市级危废试点综合收集单位、专业收集试点单位，实施“区域环评+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环评改革试点等一系列全国全省开拓性的创举。
引导治污模式。推广环境服务超市、环境服务队等第三方治理；结合制造业优势和市场需求，推动环保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及技术研发基地建设和发展，形成了国家环境服务业华南集聚区、顺德环保产业园、佛山环保科技小镇、南海固废产业园等环保产业集聚区。
系统性治水。深化工业企业污水输送和排放规范化，推进重点领域污水的有效收集、处理和回用。预计2025年全面完成68个镇级工业“污水零直排区”建设。逐步推进主河道和支涌岸线联通系统整治打造示范效应和水生态建设“碧道”，深化大气污染防治。研究铺排臭氧和PM2.5协同控制措施，开展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提升，推进清洁能源改造。依法划定国Ⅲ柴油货车限行区、禁燃区，率先淘汰政府国Ⅲ柴油车，重点镇街推进公共服务车辆新能源化。
探索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
2022年生态环境部“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和“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已落户佛山，为土壤污染和地下水污染防治的提升提供了高标平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升级、特色经济、产业链供需等多方面提供了指引[6，7，8]。2007年佛山市300多家污染较大的企业关停转移，同时传统行业也开始调整能源结构。“十三五”期间全市超一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工业技改投资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省首位，有力扭转了传统产业能耗高、污染大、效益低局面。以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
革试点为契机，聚焦发展新一代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打造绿色供应链。推进资源节约利用和循环利用，建立节约用地激励和约束机制，全面开展省级以上园区循环化改造升级。推进粤港澳清洁生产伙伴计划，加快南海国家环境服务业华南集聚区、南海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建设。
佛山市通过自然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规划，制定了“四大行动、25个生态建设项目”，严守城市发展底线。以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划定生态保护红线254.34平方千米，筑牢“三屏、六楔、两脉、两环、两网”多层次自然生态安全格局。特别是将独特的河心岛生态系统列入生态功能重要区域，并入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地的一级保护区、林业一级保护线、科学评估区等生态保护红线重点区域，实施严格的生态优先保护区总体管控制度。划定“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从区域布局管控、能源资源利用、污染物排放管控和环境风险防控四个维度，建立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体系，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充分考虑佛山市生态环境的特点构建富有本地特色的城市森林景观，优选绿化树种形成季季有景的景观效果；恢复河流生态系统功能使河流水系连通成网，加强城市河流水系生态修复力度实现水质自然净化；通过工程措施恢复内河涌连通性，构建城市水上绿色交通网络；通过河涌活水深化、水系岸线生态化改造、河心岛生态修复工程等实施河流生态修复基塘水系的重建工程。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的建设是佛山经济转型、生态蜕变的过程，是对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历史进程。下一步佛山市要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打造生态防护屏障、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创新绿色低碳发展模式”的部署，研究构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绿色产业格局，重点解决生态环境质量与国际一流湾区存在较大差距、面向区域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全力推进对标国际一流的高水平美丽大湾区建设。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为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以节能环保为主业的中央企业，
中国节能深刻把握“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科学内涵，在全国多地打造一个又一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修复综合治理项目，形成了具有中国节能特色的湖北咸宁嘉鱼模式、贵州武陵山模式、新疆塔里木河模式、贵州毕节循环经济模式、湖南郴州模式、安徽合肥庐南模式等一批治理有效、系统完备、可推广复制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模式，初步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节能智慧。
两年前，为彻底改善新疆阿克苏河流域生态环境，推动当地区域绿色发展，中国节能充分发挥在生态治理领域的专业优势、人才优势和技术优势，成立专业团队，长期驻扎阿克苏地区，从项目立项、组织实施、绩效评估等方面深度参与，协助地方政府建立实施区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要素基础数据库，为其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实施方案前期论证及协助申报纳入国家项目储备库等“一揽子”服务，该项目也是最具典型示范意义的一体化项目。
在贵州武陵山区，中国节能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核心，实施打造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了流域水体生态修复、林草地保护修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高标准农田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六大类工程共计24个子项目，全面提升武陵山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改善了多种生物的生存繁衍环境。该项目在2021年成功入围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和财政部三部委联合评选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十大示范工程。
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国节能始终高度注重综合解决方案能力建设，积极为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探索形成了山东临沂模式、湖北咸宁模式、两园一链、空天地一体化等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节能环保综合解决方案、商业模式。
以“两园一链”为例，它是集约式综合固废治理产业园、分布式有机固废治理生态园和环境物流链一体化建设的固废综合处理模式。该模式突破地域，以干湿垃圾分类为基础、以智慧环境物流链为驱动，将长距离运输的垃圾最大程度集约、协同处理，实现固废处理最优效率。通过城乡协同，各类固废在“两园一链”系统内部循环利用，做到无废物流出。“两园一链”模式在毕节、咸宁等地开展试点后，已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复制出多个运营成功的项目，其中，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就拥有28个固废处理项目，投资规模超百亿元，运营情况良好。
在与各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座谈交流中，宋鑫介绍中国节能在固废处理方面的实践经验和取得成果时表示：“我们针对地方政府或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和需求，打通全业务链，推出菜单式定制服务，探索出一条以‘绿色发展、生态优先’为导向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与产业经济发展共同实现的一体化治理路径，衍生出‘生态环境治理+清洁能源’综合解决方案，以实际行动充分融入重点区域发展经济圈和生态文明建设圈。”
作为“双碳”大考的答卷人，中国节能坚决担负起引领“双碳”行动的历史使命，于2021年成立了中节能“双碳”研究院、编制了《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明确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针对地方政府、产业园和企业推出定制化服务，在服务“双碳”中争当引领者、推动者和先行者。
近年来，中国节能不断深化与国家节能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合作，共同生态环境监测数据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路径，积极加强绿色低碳、节能
环保、环境监测等相关技术的推广应用，为推动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节能所属大数据公司，以绿色账户为核心，提出“零碳云”的建设思路，打造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双碳”目标实现的智慧平台，为不同主体提供环境风险预警、生态资源盘点、减污减碳排放监测、碳交易撮合等服务。“零碳云”作为环保领域唯一入选项目，成功进入国务院国资委第一批公有云建设清单，将在未来更好服务国家、区域落实碳中和战略部署，促进千行百业绿色低碳转型。
同时，作为中国节能清洁能源板块的龙头企业，中国节能所属风电公司和太阳能公司，丰富综合解决方案应用场景，特别是在新区域开发、大项目申报上形成合力，着力解决项目开发过程中的难点问题，共同推动优质项目落实落地，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作出新的贡献。
近日，太阳能公司、风电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武汉南瑞有限责任公司联合申报的中节能洪湖曹市镇100兆瓦/200兆瓦时全钒液流储能电站项目凭借技术的先进性、经济性、带动性、成熟度以及全方面为项目考虑的创新性、可操作性成功入选湖北省2023年新型储能电站试点示范项目，为后续合作奠定良好基础。
下一步，中国节能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己任，为推动我国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美丽中国建设贡献积极力量，奋力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节能环保新篇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战略部署，指出要“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引领和行动指南，着力推动生态保护和修复，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既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又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根本遵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系统全面、逻辑严密、开放包容，其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等重要论断，对我们理解为什么和怎么样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重要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明确人类世界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统一体的基础上，强调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必须坚持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辩证统一，符合生态系统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的特征。人类必须始终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从整体上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必须自觉约束超过生态承载力的行为和欲望，自觉将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步推进。
近年来，黑龙江省着眼加快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如《黑龙江省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意见》《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意见》《黑龙江省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
单》等；制定修改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如《黑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黑龙江省黑土地保护利用条例》等，通过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更好地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更好地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就要不断加强顶层设计，注重依法治理，着力改革创新，全面深化和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努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打好生物多样性保卫战和生态经济、生态系统、生态产品、生态文化攻坚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具有代表性、最具原创性的重大理论成果之一，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这一重要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改变了关于自然资源的传统认知，厘清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实践已经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必须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坚定不移保护生态环境，才能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双赢。
黑龙江省大力实施生态振兴计划，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实践地，正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重要体现。近年来，黑龙江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部署推进了一系列重大生态环境保护举措，坚定不移地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生态治理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坚持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跋山涉水”三篇生态文章，省内河湖山林的绿色版图不断扩大。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既讲效益又讲投入，既讲发展又讲保护，既讲利用又讲修复，不断促进产业集聚、优化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有机融合，以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优化，满足人民群众的多元化需求，提升社会发展水平。
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阐明了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民生的关系。良好生态环境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应当得到全社会的保护和建设。生态产品既具有强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也能有效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它既是人类进行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体现。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源以及山清水秀、鸟语花香、芳草如茵、绿树成林的优美环境，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绿色财富”，人民群众理应享有。
黑龙江省的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体现了全省生态环境的突出特点，是黑龙江自然生态的本色和特色，也是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和基础，更是大自然馈赠给3100万龙江儿女的“绿色财富”。这些优质生态资源中，蕴藏着丰富的可开发、可利用的生态产品。让人民群众享有“绿色财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强烈呼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这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路径。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要探索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进一步凸显生态产品的优质价值。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地方的综合发展优势，发展如生态农业、绿色食品、特色旅游等“绿水青山”的内生性产业。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选择、积极运营，立足地方特色优势资源和发展条件，持续增强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积极推进生态产业化。近年来，黑龙江省不断加快布局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等绿色低碳经济，构建“兴安岭生态银行”运行机制，绿色生态资本不断增值、积累、变现，良好生态环境正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狠抓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了战略部署，明确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面向未来，我们要继续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和指导下，黑龙江省“坚定不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抓改革、强生态、促转型，也必将走出一条改革创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振兴之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努力把辽宁这道祖国北方的重要生态屏障构筑得更加牢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我们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不断增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提高站位强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把“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把“绿色”纳入新发展理念，把“污染防治”纳入三大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些重大决策部署，深刻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和深远考量，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我们始终牢记“国之大者”，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加快建设美丽辽宁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牢记嘱托讲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念兹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来辽宁考察都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特别是2022年8月来辽宁考察时再次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振兴东北的一个优势”，要求我们“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生态保护、环境建设、生产制造、城市发展、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推动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决策部署在辽宁落地见效，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的生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扛起责任抓落实。辽宁既沿海又沿边，拥有两大山脉、八大水系，岸线绵长、岛屿众多，是一块天然宝地。我们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成立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立健全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逐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2012—2021年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入1575亿元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完善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一证式监管制度，建立环境监管、监测、监控联动工作机制，从严加强环境监管执法、从严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今天的辽宁，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生态环境更加秀美宜居，我们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辽宁实践，向世人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辽宁作为新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比较早，重化工业比重高，能源资源消耗大。当前，同全国一样，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我们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倒逼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产业形态、能源结构进行全
方位、革命性变革，真正把思想观念扭转过来，把产业结构调整过来，把污染指标控制下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基础之上。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我们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成立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编制完成《辽宁省碳达峰实施方案》，对200家重点排放单位开展年度碳排放核查，组织66家发电企业有序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逐年发布全省强制清洁生产审核计划，推动重点排放单位节能降碳；出台《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助推辽宁绿色低碳发展的实施意见》，发行全国铁矿行业首单绿色债券和东北地方国企首单碳中和债，引导资本向绿色领域聚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我们将正确处理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等政策体系，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和用地结构，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到2025年，预计全省单位GDP能耗比2020年下降14.5%，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20年下降18%。
建设清洁能源强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是关键。近年来，我们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着力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实施能源保障能力提升工程，全国目前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辽宁红沿河核电站全面投产，徐大堡核电、辽河储气群和清原、桓仁、兴城抽水蓄能电站等一批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十三五”期间，风电、太阳能电力装机容量年均增长9%和90.4%，占全省电力装机容量分别达到17.6%和7.7%。我们将在保障电力稳定供应、满足电力需求的基础上，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统筹“风光水核氢储”一体化协同开发，加快实施48个总投资超过8000亿元的清洁能源项目，重点支持辽西北等地区建设国家级风电光伏基地，构建东北区域能源交易中心。到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装机总容量达到3700万千瓦，占比超过50%。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我们扎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加快建设数字辽宁、智造强省，把绿色低碳的要求全面体现到科研选题、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工作中，努力使产业结构变“轻”、经济形态变“绿”、发展质量变“优”。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遏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坚决不要污染的GDP，2022年能耗总量下降12.22万吨标煤。突出数字赋能、强化科技引领，积极推进钢铁、有色、石化等重点行业节能改造，建设一批数字车间、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加大低碳技术应用和绿色低碳产业替代，全面提升发展的“科技含量”“绿色含量”，2022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6%，高出全国9.2个百分点。以东北海陆大通道建设为抓手调整运输结构，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建设绿色低碳的交通运输体系，集装箱海铁联运量连续6年突破百万标箱，占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比重达11.87%。我们将持续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绿色服务等产业，开辟绿色经济新业态，扩大绿色产品消费，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我们时刻牢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推动污染防治提档升级、环境保护提质增效，坚决守护好辽宁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良田沃土。
聚力攻坚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期望值更高，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容忍度更低，要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我们锚定美丽辽宁建设，
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有力有序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深度治理，累计淘汰2.1万台燃煤小锅炉，完成3.3万兆瓦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2022年全省优良天数比例达90%，PM2.5平均浓度降为31微克/立方米。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坚持工业、城市生活、农业“三源齐控”，工业集聚区基本完成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全省70条城市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整治，2022年150个国考地表水断面优良水质占比提高到88.7%，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1%。持续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达到100%。我们将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宽广度，一茬接着一茬干，一仗接着一仗打，加快消除重污染天气和城市黑臭水体，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擦亮乡村底色。乡村要振兴，环境是底色。我们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着力补齐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短板，稳步推进农村户厕整改，全面提升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治理水平，累计创建美丽宜居村3486个，占全省行政村30%左右。特别是2022年以来，我们全面开展农村环境卫生大清理、大扫除、大整治，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清理整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891个，治理农村黑臭水体77条，全省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8%以上。盘山县、新宾县等10个县获评全国村庄整洁行动先进县。我们将持续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人民战争”，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促进农村生活电气化、用能清洁化，让农民真正感受到环境变化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我们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全面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
强化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在统筹、贵在长效。我们高度重视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坚持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划定生态保护红线4.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2%。压实1.9万余名河湖长职责，实施辽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工程65个，完成生态修复面积13.35万亩。辽东绿色经济区加快建设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产业集聚区，加强天然林保护，加快储备林建设，强化饮用水源地和水源涵养地建设与保护，呵护好全省人民的“绿肺”“水塔”。我们将统筹推进辽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不断增加森林、草原、湖泊等资源总量，牢牢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全力维护生态安全。
大力实施绿满辽宁、水润辽宁工程。聚焦“增绿护绿”开展“绿满辽宁”工程，围绕实施水土保持和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科学绿化试点示范省建设、绿色矿山建设等重点工作，谋划建设总投资155.6亿元的六大类19个项目，2022年完成营造林157.9万亩，草原修复治理83.4万亩，新增省级绿色矿山106家，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42%，草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67.5%。聚焦“治水兴水”开展“水润辽宁”工程，以省级水网先导区建设为抓手，围绕辽河干流防洪提升、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地下水管理和保护、农村水系综合整治等重点工作，谋划建设总投资677亿元的八大类16个项目，辽河、浑河、太子河等重点河流水源涵养能力明显提升，水环境得到改善，辽宁成功入选全国第一批省级水网先导区，特别是重点河段防洪减灾能力明显提升，有效应对2022年多次强降雨过程，实现“不死人、少伤人、低损失”的防汛目标。
全力推进辽河口国家公园建设。辽河口湿地作为我国最北的河口湿地，保存有我国暖温带典型完整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是国家鸟类迁徙路线上的关键区域和西太平洋斑海豹的重要繁殖地。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整合双台河口国际重要湿地、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8处自然保护地，全面启动“退养还湿”工程，推动滨海湿地所有养殖设施全部拆除、598户养殖户全部退出，恢复湿地8.59万亩，恢复自然岸线17.6公里。2022年，辽河口17.05万公顷湿地被纳入国家公园候选区，正在全力打造国家公园。如今，辽河口湿地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基本功能不断恢复，正向世人展现绿苇红滩、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
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制度建设是长远之策。我们综合考虑水与水土保持、碳与碳汇贡献、人与人均财力等评价指标，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将碳排放权、用水权、用能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支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注重正向激励，体现绿色导向，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我们把生
态文化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精神和灵魂，成功举办2022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广泛开展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创建活动，带动全民增强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近年来，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进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行列，沈阳棋盘山地区入选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建设生态文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辽宁篇章，为服务国家战略全局、建设美丽中国贡献辽宁力量。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生态安全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一脉相承。维护生态安全不仅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达到的基本目标，更是我们必须牢牢守住的基本底线。
黑龙江省作为生态大省，肩负着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当前，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为“国之大者”，构建起完善的生态环境安全保障体系，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提供了坚强战略支撑。
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基础。只有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更好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黑龙江省拥有大森林、大草原、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生态禀赋。全省森林面积21万平方公里；草原综合植被覆盖率稳定在70%以上，居全国第2位；湿地面积3.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湿地总面积的15%，并有10处湿地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居全国第一；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7个，居全国第一。同时，黑龙江省野生动植物物种多样，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2种、二级保护动物84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2种、二级保护植物41种，省内还分布着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黑龙江省内丰富的林草自然资源、湿地和多样性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不仅为全省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也是维护祖国北方生态安全的底气所在。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同时也科学地指出只有坚定不移保护生态环境，才能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黑龙江省大力实施生态振兴计划，着力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实践地。近年来，黑龙江省大力推动重点国有林区深化改革、大小兴安岭生态经济转型发展、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等，这一系列部署和行动为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以森林康养、森林药
材、生态旅游等产业为代表的林业生态经济，以及依靠寒温带气候和丰富的冰雪资源发展起来的冷凉经济，都加速了黑龙江省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不仅推动生态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优势，更为守住生态安全底线提供了重要支撑。
布局绿色生态产业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助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黑龙江省优质的生态资源蕴藏着丰富的可开发、可利用的生态产品，通过实施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发展、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等系统性政策，不断加快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有效推动省内传统产业向绿色发展型产业转向；通过统筹推进多种类型生态经济产业发展，已初步形成包含生态物质产品、生态调节服务产品、生态文化服务产品的生态产业发展新格局。在生态物质产品方面，黑龙江省绿色有机农产品、森林食品等产业已初具规模，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产品被《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录》收录；在生态调节服务产品方面，黑龙江省依托中央财政支持，持续加大生态建设力度，对境内天然林资源和湿地资源实施一系列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生态文化服务产品方面，黑龙江省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势，大力推进以生态服务为核心内容的文化服务产品研发，形成近300处包括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类型的自然环境保护地，这些都为黑龙江省进一步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加装了新引擎。
构建生态安全良性循环体系。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构建黑龙江省生态安全良性循环体系，要在促进省内土地资源要素合理流转及市场化配置上，给予碳汇经济、绿色金融、土地债券等绿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政策扶持，探索建立将自然资源优势转换为资本优势的新发展路径；要放大省内“绿色龙江黑土优品”等生态资源品牌效应，对部分自然资源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引导其与金融市场有效衔接；要促使多主体共同建造绿色金融发展平台，通过出租、抵押、入股等形式，使绿色生态价值得到有效凸显；要加强全省自然资源财富累积，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打造保障生态安全制度体系。在厘清黑龙江省内自然资源底数的基础上，通过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互联网平台与云计算等一系列新技术手段，构建自然资源信息大数据共享平台，推动自然资源行业治理能力与服务体系迈入现代
化。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展示自然资源使用价值、资源稀缺程度及市场供求关系的数据使用平台及使用制度。通过相关部门间的紧密配合、协同推动，落实自然资源资产核算制度及负债表编制制度，推动构建自然资源所有者承担生态安全职责制度，增强其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为自觉，为生态安全建设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发展绿色产业赋能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黑龙江省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加力推进全省自然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格执行国家发布的自然资源管理政策，大力推广节能减排等绿色发展新技术。通过筹集专项管理基金、构建市场交易机制、推进市场营销等多种手段，促进省内自然资源循环再利用。精准核定省内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全要素自然资源储存量，严格执行国家自然资源开采利用准则，促进省内自然资源高效利用、节约利用、循环利用，进而实现自然资源潜能的充分释放。推动省内土地资源要素合理流转及市场化配置，探索将自然资源优势转换为资本优势的新发展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它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然观基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要求、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与和谐、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实现的重大理论创造，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遵循，是人与自然和诣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指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其特定的本体论基础，有人称之为“生态本体论”[1]，它集中地体现为习近平所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这一理念是习近平依据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创造性阐释，内在地含蕴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态智慧，也体现了对现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超越。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从本体论层面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问题。
作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辩证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人是通过劳动实践而从自然界分化独立出来的，但人从自然界分化独立出来以后须臾也不能脱离自然界。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的存在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有机统一。虽然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但人是一种有肉体的生命存在物，必然具有一定的肉体组织，而“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2]，因此，“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3]209。另一方面，人类产生以后，又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特
别是必须不断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以便满足吃穿住行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否则，人类根本无法生存下去。正是基于这两个方面，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161。习近平依据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最为基础的条件，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资料；如果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会对人进行报复[4]331。他还引用恩格斯的论述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习近平得出结论说，“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生态智慧的承继和弘扬。事实上，习近平也正是援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来阐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他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他还用荀子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来说明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和人类生存的根基，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来说明人们应该珍惜自然资源，等等。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也是对现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超越。现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大体上可区分为“深绿”和“浅绿”两大思潮。其中，“深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把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主导下的科学技术的应用，主张以建立在尊重自然事物“内在价值”基础上的各种形式的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也主张弃绝科学技术的应用。而作为对“深绿”思潮的理论回应，“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既批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只强调自然事物的工具价值、把自然视为人类可以基于自身的需要而随意宰制的对象的“人类沙文主义”或“人类专制主义”性质，认为其在实践上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同时也批判“深绿”思潮编造
的自然事物“内在价值”说的理论虚妄性及其对人类的尊严和价值的贬抑，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是不可能真正超越的，并由此主张一种强调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义务和只满足人的理性需要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但是，由于“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并未认清和区分人类中心主义的两种形式，即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相对待的、以人类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主义（以个体或群体的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相对于生态中心主义来说它们也被归于人类中心主义），它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未揭示其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的实质，它所谓的“人的理性需要”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性人”假设异曲同工，它所秉持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或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仍然不过穿着某种绿色伪装的、为资本逐利行为服务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因而它对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的强调也必然流于空谈。现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深绿”和“浅绿”思潮看似根本对立，实则在思维方式上是同一的，即都把人与自然视为根本对立的，只不过“深绿”思潮主张通过使人服从自然来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浅绿”思潮则主张通过使自然服从于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人的理性需要”来缓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此不同，按照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从本原的意义上说，人与自然并不是矛盾和对立的，它们实际上是共生共荣的。正如习近平所说，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人对自然的破坏和伤害最终会反过来伤及人类自身[5]11。因此，如果说现代西方“深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主张的是生态中心主义，而现代西方“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秉持的实质上是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那么，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则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也反对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它强调人类必须为了自己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
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那么，人与自然关系的应然状态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这正是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定。习近平说：“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5]6这一论断，既是从人与自然关系历史演变中得出的
必然结论，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习近平指出，在人类历史上，世界各地都曾有过因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而酿成的
经研究和列举过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的人们为了获得耕地而毁灭森林最终又导致土地荒芜的事例。当然，从总体上看，在近代以前，这类生态环境问题还带有某种局域性特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和谐、协调的。而自近代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浪潮席卷全球，它在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创造空前未有的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打乱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惯常循环，破坏了地球原有的生态平衡，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许多西方工业国家都出现了环境公害事件，如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和多诺拉镇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和米糠油事件等。这些震惊世界的环境公害事件曾使成千上万的人致病致死，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而其根源就是传统工业化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传统工业化对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有各种突出表现。经过改革开放以后几十年的高速工业化，我国同样也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并且已经进入高强度频发阶段，能源资源日益紧张，大气、土壤、水体污染相当严重，许多地区经常出现雾霾天气，生态系统及其功能显著退化，它们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瓶颈。因此，“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现在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总额不到十三亿，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就会把这个人口数量提升一倍以上。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5]3-4正是由于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必须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珍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概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7]。这样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指出，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存续和中华民族的未来。一方面，生态的兴衰决定着文明的兴衰。习近平说：“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
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8]2在世界文明史上，这方面的正反事例比比皆是。古代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和恒河、长江和黄河等大江大河流域水量充沛、土地肥沃、植被茂盛，这种优良的生态环境曾经孕育和滋养了古代世界灿烂的四大文明。而后来，由于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衰退，尤其是由于土地荒漠化，其中的一些文明又逐渐衰落了。在拉丁美洲，新石器时代的印第安玛雅人依托热带丛林的自然环境建立了城邦式国家，在天文学、数学、艺术、建筑、农业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成就，独立创造了玛雅文明。但玛雅人粗放的原始游耕方式导致了日益严重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庞大的人口数量更是成为脆弱的雨林生态难以承受之重，气候干旱、自然灾害、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水源污染、人口爆炸、粮食不足、瘟疫蔓延等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引起的社会冲突，最终摧毁了玛雅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楼兰文明的兴衰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古代塔里木河盆地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曾经使那里崛起了繁华的古楼兰王国，造就了独特的楼兰文明，而自然环境的退化特别是干旱少雨、冰川萎缩、河流干涸、生态恶化，又使楼兰文明谜一般地突然湮灭于茫茫沙漠之中。如果再从整体上看，包括楼兰文明所在区域在内的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太行山脉等中国西部大片地区都曾水丰草茂、森林葱郁、山清水秀，它们由此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但后来这些地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加剧了经济衰落，使得唐中叶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向东南方向转移，这是生态变迁影响中华文明发展的最为突出的例证。
另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和永续发展的基础。习近平指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着人民的长远福祉和中华民族的未来，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强调说，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不仅提出要大力建设生态文明，而且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努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7]。他说，他之所以盯住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不放，就是因为如果不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就是对中华民族
的未来和子孙后代不负责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通常被人们称为“两山论”，它是2005年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最初明确提出的。其中，“绿水青山”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而“金山银山”则是指经济发展的成果，亦即社会物质财富。党的十八以来，这一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并被写入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宪法，成为党的重要执政理念以及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从发展观上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问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必须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亦即必须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当代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普遍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难题。一方面，要实现经济发展，就必须大力推进和实现工业化，而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工业化必然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21这是习近平对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最完整的阐述，它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法。这一论
述包含着三个内在相关的命题。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命题，克服和超越了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对立起来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片面性，深刻揭示和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及其实现路径。
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上，现实中存在着这样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必然会破坏生态环境，而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只能把发展的步子放慢一些，否则将得不偿失；另一种看法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必然会影响经济增长，因此，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付出一些生态环境代价。显然，这两种看法都看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它们都把这种矛盾绝对化了。习近平指出：“这两种观点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了，都是不全面的。”[5]22一方面，强调发展经济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是正确的，但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而舍弃经济发展则是根本错误的。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会受欺辱，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使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态到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即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点并没有变，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点也没有变，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上的排名还很落后。同时，我国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还面临着不少风险和挑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分突出，并构成了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社会各种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例如，发展是破解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的必然选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基本要求，甚至也是我们巩固党的领导、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坚定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前提。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只是空谈理想信念、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是不可能真正做好的[5]5。因此，我们必须牢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继续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并在经济发展的
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坚决反对一切无视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言行。
另一方面，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是正确的，但认为发展必须付出生态环境代价则是错误的。我们确实需要大力推进经济发展，但我们所需要的是保护生态环境、守住绿水青山前提下的高质量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其实，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从根本上讲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关键是要改变惯性思维、创新发展思路。实践证明，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或发展模式问题，而不同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体现着不同的发展思路和发展理念，并导致不同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我国今天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就源于以往那种粗放型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的特点是高度依赖资源消耗、规模扩张和高能耗高排放产业。这种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所体现的是一种只要经济增长而不计生态环境代价的思路，它必然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要转变这种思路和摒弃这种发展方式，就必须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就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同时并举和相得益彰的发展，就是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统一起来并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又在保护生态环境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和相协调的发展。习近平指出，推动绿色发展是发展观上的一场深刻革命，它要求我们坚持和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拒斥那种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杜绝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眼前取经济增长的短视行为，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持续而健康发展的支撑点，让中华大地天蓝山绿水清景美。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命题，强调了环境保护相对于一时经济增长的优先性，是人们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一般来说，人们都会理解和接受“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道理。但是，当生态环境保护与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相矛盾和冲突即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时，有些人就会为保眼前的经济增长而置保护生态环境于不顾，这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那种因为经济发展稍微遇到问题就开始动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念头甚至不惜突破生态保护红线的情况[8]227。习近平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和批评了这种做法：
首先，这种做法完全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指出，我们
必须牢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和造福人民，把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际利益、生活是否得到了改善、是否真正满意作为衡量发展成效的标准。“以人民为中心”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中，而必须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如果经济发展了，但生态环境被破坏了，人们整天被雾霾笼罩，食品和饮水安全得不到保证，连新鲜的空气也呼吸不到，根本没有宜居的环境，这样的发展不是人民所希望的。
其次，这种做法属于典型的竭泽而渔，也不利经济的长远发展。如果放任对资源和环境的竭泽而渔，也许能够得到眼前的经济利益和一时的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必然会付出比这种收益远为巨大的经济代价。在这方面，以往是有深刻教训的。“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搞起一堆东西，最后一看都是一些破坏性的东西。再补回去，成本比当初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这样做的结果与发展经济的初衷本身是南辕北辙的，它实际上陷入了先把最基本的生存环境破坏掉再用更大的成本修复最基本的生存环境的怪圈，完全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习近平强调，必须把经济活动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决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去换取眼前的经济增长，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要有整体观念和长远眼光，必须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和综合账，不能急功近利、寅吃卯粮、因小失大、顾此失彼。
再次，这种做法是那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的结果。习近平指出，一些地方的领导之所以会为了一时的经济增长而想方设法地突破生态红线，是那种唯GDP的片面政绩观作祟的结果；现在我们必须彻底革除这种观念，决不能再以GDP论英雄，一定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优先地位。他在谈到对地方领导干部的评价时曾说，即使生产总值下滑了，但如果推动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在环境保护方面成绩突出，那就应该充分肯定和表扬；反过来，如果不重视绿色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毫无作为，甚至使生态环境越来越槽糕，即使把生产总值搞上去了，那也不可能得到好的评价。
由上可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与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它更深刻地体现了发展是第一要务的要求。“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所强调的是环境保护相对于一时经济增长的优先性，而坚持生态优先、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并不是否定发展是第一要务，而是要形成一种遏制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的做法、实现可持续的
绿色发展的倒逼机制。关于这一点，习近平曾举了一个典型例子：长江石首段有一家产能居世界前三的大型化工企业，其严重污染环境的问题多年难以解决，群众反映很大，后来环保部门对其开出了“史上最大环保罚单”，倒逼企业投入巨资进行污染治理，不仅解决了多年的污染问题，而且推动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从而能够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这一事例说明，只有坚持“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方可真正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命题，揭示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深层次本质关系，阐明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
习近平从以下三个方面阐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命题。
首先，绿水青山藏蕴着金山银山。马克思认为，虽然物质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但劳动对象是由自然界提供的，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创造也离不开自然界，因此，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物质财富的源泉。现代经济学进一步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概念，认为自然资本由自然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构成，自然资本存量对经济安全系数和经济发展前景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是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习近平承继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界是物质财富来源的思想并非常重视“自然资本”概念。他指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生态财富又是社会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也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和潜力，使绿水青山能够持续不断地发挥其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这也就是说，绿水青山作为自然资本是藏蕴着着巨大的金山银山的。
其次，绿水青山能够带来金山银山。习近平说，金山银山买不到绿水青山，
但绿水青山却可以带来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择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5]23只要有正确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选择好发展产业，绿水青山不仅可以吸引投资和人才，而且可以促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例如，我国的旅游风景名胜区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大部分景区周边又都是贫困村，发展生态旅游和绿色种养就可以带动这些地方走出一条生态脱贫的路子。
再次，绿水青山可以变成金山银山。习近平指出：“生态总价值，就是绿色GDP的概念，说明生态本身就是价值。这里面不仅有林木本身的价值，还有绿肺效应。”[8]141-142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必须借助于市场手段。在承认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者受益、使用者付费、破坏者赔偿的利益导向机制，就可以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使绿水青山由自然财富向经济财富转化。特别是在我国大力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已成为产业变革的主要方向，“林票”“碳票”和碳金融等多元化的生态产品不断涌现，绿水青山更是可以直接变成真金白银。例如，人们种植树林，一棵树也不用砍，仅凭“林票”或“碳票”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得经济收入。
正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习近平反复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说，绿水青山本身就是最大财富、优势和品牌，一定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做好治理环境、显山露水的文章，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把增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价值诉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的创造性运用，从历史观上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要变化，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并因此而构成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执政党使命所在。人心是最大
的政治。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8]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而展开的，其根本理论主题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主题则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就是这一理论主题的具体化。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深刻地揭示了生态环境与民生福祉的关系，阐述了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生态民生观，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所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民生的内容和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在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民生主要是指生存、生计，民生问题主要表现为生存权或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所以，民主革命时期的孙中山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10]802。他还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指出，我们要着力解决的民生问题，并不是安适和奢侈问题，而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问题，即国人的丰衣足食问题[10]865。而在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上，在基本的生存需要有了保障以后，人的发展就日益成为民生的重要内容，生活品质的提高、精神需要的满足等也随之凸显为重要的民生问题。生态环境既是人的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密切关涉到人的发展需要的满足，在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都是极为重要的民生保障。因此，习近平作出了“环境就是民生”的论断。他说：“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
习近平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环境就是民生”的论断进行了阐释。
首先，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多次阐述生态环境问题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影响，强调“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5]90。2016年1月，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也出现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它们已成为制约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是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下力气加以解决。2016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特别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他说，以往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经济发展成就突出，同时也使我国积累了不少生态环境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让人民群众长期吃被污染的农产品、喝不干净的水、呼吸污浊的空气，就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健康。习近平说，正因为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群众的生命健康，所以它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我们要坚决遏制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坚定推进绿色发展，让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的食品，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真正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效益，让中华大地天蓝地绿水清，让生活环境更优美，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其次，良好生态环境也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指出，虽然金山银山对于人的生存来说也很重要，但绿水青山构成了人的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它是金钱不能代替的；即使你有钱，但如果没有合格的空气和饮用水，也不会有什么幸福可言。他指出，社会越发展，人民生活的水平越高，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所占的地位就越重要，人民群众对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环境的需要必然会越迫切，安全食品、干净饮水、清新空气、宜居环境等越来越珍贵；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来看，以往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为了更多地生产粮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我们不得已毁林毁草开荒、填湖造地，而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时我们现在也有条件和能力满足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因此，他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本身构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很关键”[5]8，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边又存在着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这样的小康不会得到人民的认可，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良好生态环境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也只有生态环境良好的现代化才是能够得到人民认可的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所谓公共产品，是指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向社会提供的物品、劳务或服务。以往说到公共产品，人们一般想到的是国防、科技、文化、体育、教育、交通、医疗卫生、养老等等方面的事务。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也就是要求各级政府自觉承担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把生态产品纳入政府提供的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把生态环境治理作为衡量领导干部个人能力和业绩的标准。作为一种公共产品，良好生态环境可以使人人受益、人人共享，任何人都不得垄断或独占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宜居环境等优质生态资源。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才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要使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笔苑公众号整理，关键是要使生态权益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得到公平分配。所谓生态权益，是指人们享有和利用生态资源的权利以及行使这种权利所带来的各种利益，包括对于生态资源的使用权和知情权、生态环境治理的参与权和生态环境受到侵害的诉讼权等，它们属于基本人权即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内容。政府是生态资源的管理者，有责任和义务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公平地分配生态权益。只有使生态权益在不同群体之间得到公平分配，亦即实现包括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在内的生态正义，良好生态环境才能成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在代内生态正义方面，习近平着重论述了城乡之间生态权益的公平分配问题，要求把城乡都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美丽家园。一方面，习近平强调城市建设要以宜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他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城市工作指导思想不太重视人居环境建设，重建设、轻治理，重速度、轻质量，重眼前、轻长远，重发展、轻保护，重地上、轻地下，重新城、轻老城。现在，人民群众对城市宜居生活的期待很高，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为此，他要求人们让城市融入大自然的怀抱，特别是那些山城和水城不要去劈山填海，而应该保持现有特色和独有风光，“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另一方面，习近平也强调，新农村建设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要体现乡土味道和农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不能盲目复制城镇建设的做法，否则，就会搞得既不像城市也不像农村。他指出，我国许多乡村地区都拥有青山绿水、碧海蓝天，自然风光秀丽，这些是花钱都买不到的财富，我们要特别珍惜和精心呵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决不能使这些富有特色的乡情美景消失不见了，要使它们与现代生活融为一体，让自然美景永驻人间。
在代际生态正义方面，习近平指出，“资源开发利用既要支撑当代人过上幸福生活，也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5]78，我们不能用那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破坏性方式搞发展，而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他反复强调良好生态环境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特殊重要性，所关注的
实际上也是代际生态正义问题。他在谈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问题时说，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中华水塔”“地球第三极”，其生态十分脆弱，在开发与保护的问题上一定要算大账和长远账，呵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就是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长远利益的最大贡献。他在谈到长江和黄河的生态保护问题时说，长江和黄河都是千百年来养育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和黄河流域都要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切实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让母亲河永远健康，永远造福子孙后代。
习近平特别强调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他认为，整治生态环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集中力量攻克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8]16。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民生问题很多，而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民生观的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指出，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鱼翔浅底的景象还给老百姓。
上述生态民生观的实践，必然要求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这是因为，既然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能使每个人都受益，能使人人共享优质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那么，每个人也都应该是良好生态环境的自觉建设者。在这里，共建是共享的前提，而共享是共建的目的。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建共享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使每个人都成为优美生态环境的积极建设者和受益者，谁也不能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局外人或只说不做的批评家。
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首先必须使全体人民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自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特别是要在全社会强化生态意识、环保意识和节约意识。在这一问题上，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重要责任。习近平指出，以往的实践证明，能否把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落到实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全国各地出现的重大生态环境事件的背后，都有相关领导干部不
作为、没有尽到责任的问题，都有相关职能部门环保意识弱、履职不到位、没有严格执行有关规定的问题，都有环保部门没有充分发挥执法监督作用的问题。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先行强化生态文明理念、带头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同时，要大力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得到全体人民的自觉认同，使全民牢固确立起珍惜资源和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保护环境和爱绿植绿护绿的环保意识以及热爱自然和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由此在全社会营造出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同时，要特别注意加强对青少年的生态文明教育，使他们从小就形成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好习惯。为此，要把保护生态、爱护环境、珍惜资源的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和培训体系，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
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重在动员全民自觉参与生态文明创建活动。其中，特别是要动员全民弘扬塞罕坝精神，一代一代坚持不懈地播种绿色、植树造林。习近平指出，植树造林“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是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重要途径，把建设美丽中国化为人民自觉行动，就要坚持全员动员、全民参与植树造林。因此，各级领导不仅要带头参加义务植树，而且要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少年儿童自觉参与到义务植树活动中来，把义务植树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让山川大地绿起来。同时，也要大力动员全民珍爱我们的生活环境，节约能源和资源，坚决杜绝浪费。例如，要推动全民自觉洁水和节水，在全社会营造亲水、惜水、节水的良好氛围，消除水龙头上的浪费，使保护水源、节约用水成为全体人民的生活习惯和自觉行动。
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还必须引导全民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在以往的几十年中，我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相应的提高，但社会上也兴起了奢侈浪费之风，一些地方热衷于兴建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大剧院、大灯光、高档饭店、豪华会馆、洗浴中心，一些人崇尚“土豪”式的生活方式，住大别墅，开豪华车，整天大吃大喝，一掷千金，简直是醉生梦死。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坚决遏制这种奢侈浪费、挥霍无度的炫耀式消费，倡导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简约适度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勤俭节约的消费模式和良好风尚。
习近平指出：“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8]12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强调以系统工程的思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注重整体的战略思维的创造性转化和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从方法论上回答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
习近平强调，必须克服以往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九龙治水”即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各个方面相互掣肘、各项措施互不衔接的弊端，从以下三个层面全方位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链条，甚至沙、冰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如此，那么，正如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五个统筹”一样，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统筹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如果无视生态系统这一生命共同体中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和整体性要求综合施策，如植树、治水、护田等活动各行其道、互不关联，就很可能顾此失彼和相互冲突，从而不仅达不到生态修复的目的，甚至还会导致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统筹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不仅要求我们整体谋划和同步推进治山、治水、治林、治田、治湖、治草、治沙、治冰，而且还要求我们在进行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生态环境治理时都统筹兼顾其他方面。例如，当我们治水时，就必须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把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统筹起来，因为我国绝大部分水资源都涵养在山区的丘陵和高原地带，如果破坏了山和林，必然也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光秃秃的山，水就变成了泥沙俱下的洪水，地就变成了不毛之地，就会到处因水土流失而沟壑纵横。
生态文明建设有其空间上的规定性，它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地域中展开的。习近平强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全地域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协同推进城乡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城市和美丽乡村。为此，必须均衡配置城乡公共资源，统一规划、布局和管理城乡环境基础设施，逐步形成由城市向乡村延伸覆盖的环境基础设施网络，以城带乡提高环境基础设施水平；促进城乡生态环境污染治理一体化，建立起城乡生态环境联防联控联治体系，特别是要在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水源安全的基础上，加快补齐城乡生活污水处理和农村生活垃圾处置短板，逐步形成布局合理、系统协调、安全高效、节能低碳的城乡污水和农村垃圾收集处理资源化利用新格局；加快城乡绿化一体化建设步伐，以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绿化，以城市带动农村绿化，加强城乡结合部绿化，统筹推进山区、农区、城区绿化，并将绿色通道建设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与工程建设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努力形成符合生态要求的城乡一体化绿化格局。
的惯性思维，要求对全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谋划、整体施策。“比如，治理好水污染、保护好水环境，就需要全面统筹左右岸、上下游、陆上水上、地表地下、河流海洋、水生态水资源、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达到系统治理的最佳效果。”[8]12协同推进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要立足各流域的特点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例如，长江经济带应该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明确导向，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其中，“共抓大保护”和“生态优先”是前提，强调的是必须着力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搞大开发”和“绿色发展”是结果，说的是应该如何发展经济；“共抓大保护”和“不搞大开发”针对的是当前，谈的是策略方法，而“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则是面向未来，着眼于方向路径，它们都是辩证统一的[8]215。只有坚持协同推进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实现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统一。
生态文明建设也有其时间上的规定性，它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中展开的并由此表现为一个过程。习近平强调，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不断提升环境监管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重在建章立制，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有规可循。他说：“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5]99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体现了对当代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以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抓住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牛鼻子”，从保障机制方面回答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体现了对当代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反思。在讨论当代生态危机问题时，人们往往笼统地将其归责于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就是当代生态危机的观念根源。其实，人类中心主义有两种不同的形式，即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狭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人类”一词是相对于“非人类”即自然事物而言的，它是指以人类整体的、长远的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的价值取向，因而是一种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而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则既包括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包括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后者即以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的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上，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利益分化特别是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条件下，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即把人类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奉为根本价值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从来都未曾成为人们现实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在人们的现实实践活动中起作用的
向来是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后者如种族中心主义、阶级中心主义、国家中心主义、地域中心主义等等。从历史上看，正是在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的支配下，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最大限度地追逐自己特殊的、眼前直接的利益，向大自然展开了残酷的掠夺和暴虐的征战，而丝毫不去考虑这种行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长远影响，其结果便是造成了当代的生态危机。断言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实际上是把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混同于整个人类中心主义，并把历史上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主义所酿成的恶果记到了整个人类中心主义的头上，它必然由否定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而走向各种形式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进而会得出各种反人道主义、甚至反人类的荒谬结论。
在关于当代生态危机根源问题的讨论中，也有一些人认为，与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抽象争论相比较，当代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根源的揭示更为深刻。在他们看来，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像其他西方生态哲学思潮那样拘泥于抽象的价值观来谈论生态危机及其解决途径、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简单地归结为“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走入人类中心主义”，而是把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存在，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首要前提是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这正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其他西方生态哲学思潮的地方，也是其理论的独特魅力。实际上，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一种形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包含着不少深刻的理论思考，但其诉诸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危机解决方案并非完全有效的应对之道，因为事情很明显：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前已初露端倪，而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也依然存在。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是受资本逻辑即资本必然追求无限度的增殖和利润最大化所控制的，或者说，资本主义主义制度本身就是按照资本逻辑设计的，而资本逻辑则是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对资本的必然要求，因而受资本逻辑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但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就能根除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产生的土壤是比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内的一切私有制更为始原的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即不同个人和群体有不同的特殊利益，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过是对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分化关系的确认，因而是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天然同谋。相较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私有制是造成生态危机更为一般、更深层
次的社会因素；而与私有制相比，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是导致生态危机更为始原的因素。与其说私有制或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生态危机的一般根源，不如说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是生态危机的一般根源。不过，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要实际地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是要造成生态危机，必须通过人们对自身特殊利益的追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所以，即使是在废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条件下，只要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仍然存在，各种形式的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必然还会这样那样的起作用，并因此仍然会带来或加剧生态危机。由此可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只能为化解生态危机创造一般社会条件，而要真正有效地防范和克服生态危机，关键还在于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使形形色色的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红线面前“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其实，尽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严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扩张逻辑及其支配下的无限度的扩大生产和无限度的扩大消费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建立了一整套限制资本逻辑、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和法律，因而它们也具有当今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生态文明。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也是对以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这种生态环境问题显然不能归因于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当代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祸根，同样也是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本身就是对不同利益主体客观存在的制度确认。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多元化。这些都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而只要存在着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关系，就必然会存在着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间，生态环境问题就已日益凸现，特别是全国性的毁林开荒、毁草种粮、围湖造田导致了大面积的生态破坏，而支配和诱使这些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正是追逐特殊的、眼前直接的利益的各种形式的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个体中心主义和群体中心主义对生态
环境的危害又被资本逻辑空前放大了。本来，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关论著中曾经多次阐述了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既要发展和利用资本又要节制资本的重要思想。然而，从新中国70多年的建设实践看，前30年中我们基本上没有发展和利用资本，那时中国日益凸现的生态环境问题也与资本逻辑无关；后40年中我们积极利用和发展资本但又未能有效节制资本，致使资本逻辑不仅侵入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腐败问题，而且使原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空前升级，造成了当代中国的生态危机。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就能走出资本逻辑、从而克服生态危机，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事实上，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最集中地展现了资本逻辑，但它并不是资本逻辑能够起作用的唯一社会条件。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因此，无论是在何种社会，只要存在着资本，资本逻辑就必然会表现出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在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和私人资本、国际资本大量存在的条件下，资本逻辑同样也会发生作用。资本逻辑也就是资本条件下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它必然会为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张目。既然如此，我们在发展和利用资本的同时就必须特别重视节制资本。所谓“节制资本”，并不是完全消解资本逻辑，因为不按资本逻辑行事的资本根本就不是资本，而是要对资本逻辑加以限制，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把它限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12]或“有益于国计民生”[13]的范围内。显然，保护生态环境、克服生态危机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节制资本自当包括不让资本的逐利活动破坏生态环境。而要有效地节制资本，建设生态文明，仅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套能够切实有效地“节制资本”、防止各种形式的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侵害生态环境的体制和机制。从现实中的情况看，近年来我国各地生态环境保护中凸显出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的一些重大生态环境事件频发，如甘肃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破坏、陕西延安削山造城、云南昆明滇池环线过度开发、浙江杭州千岛湖临湖地带违规搞建设、新疆卡山自然保护区违规“瘦身”、陕西秦岭北麓西安段毁林圈地私建别墅、内蒙古腾格里沙漠污染、青海木里矿区破坏性开采等等，也主要与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不健全、法治不严密、政策规定执行不到位、惩处力度不够有关。因此，完善生态文明体制和机制，真正用最严格制
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势在必行。
习近平指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必须着力做好以下两个方面：
此强化干部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建设一支富有政治责任感、能力强、作风硬、敢担当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严格用制度管权治吏，还必须把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落到实处。生态文明制度和法律能否切实得到遵循，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在于他们的环保责任意识是否强、履职是否到位、执行是否严格。因此，必须按照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①依此，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生态文明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释清、领悟透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原理维度上讲，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即哲学作为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运用这个根本观点去体认、剖析、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深入地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有助于深化对其思想精髓与真谛要义的学理认知，进而更好地进行生态文明社会实践。
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理念的逻辑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和文化底蕴，它承续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思想的内核精要，汲取了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文化智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立论基石。
“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原创性概念，这一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切
中肯綮地谈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②其深刻阐释了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价值属性的哲理意涵。1873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作为自然客观存在物，人是“主观能动”和“客观受动”的辩证统一体。对此，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④。因此，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必须把握好自为实践活动的价值标尺，要依托自身的价值属性同自然界构创“生命共同体”的生存范式，以此来维系千秋万代的和谐共生、欣欣向荣。
习近平提出的生命共同体思想，承续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内核精要，即赋予了生态系统以“生命”的有机属性，诠释了自然界与人类发展的共生同在关系，概括了二者在生存道义上所具有的耦合性与涌现性特质，是对生态系统本体开放性的确证。
“天人合一”论是儒家学说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其中蕴含深刻的生态哲学智慧，即天人关系就是自然本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儒学认为，“天”就是万物之源，即自然界。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同时，《序卦传》强调：“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质言之，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成万物”。天地人三维要素辩证统一、不可分割，共同构成生生不息、无限循环的有机整体，此乃“天人合一”的真谛。道家提倡的“道法自然”思想实际上与儒学的“天人合一”理论有着高度契合性，即认为人和万物本是天地生成的自然产物，天、地、人和万物彼此联结、相互促进，倡导人与自然协同共生、天人和谐。道家哲学以老子、庄子哲学为典型代表，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根，它有机创生了天、地、人，继而天、地、人都必须效法“道”，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
本规律，正所谓“道者，万物之奥”（《道德经·
“生命共同体”理念意涵深邃、思想精湛，内在蕴含“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有机统一的精神意旨与价值意涵。
1“.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马克思生态本体论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生成与发展的逻辑过程，就是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人类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在把握自然属性前提下赋予自然以社会历史性；另一方面，自然界为人提供的“广域活动”的“空间条件”是在人之外的自然存在，并且在人的“活动行迹”中转化为“人化自然”。习近平提出的“生命共同体”理念，内蕴“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辩证统一的思维机理，强调自然环境在被人类重塑时，人类亦逐渐趋于自然化。在这种交互活动中，人与自然逐步实现了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双向转化的逻辑功效，确证了自在体与本位体之间的海量线性关系，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价值对立的思想桎梏，促成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构创。
2“.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同生共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论断内蕴着“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同生共长的哲学智慧。这种哲学智慧旨在阐明：“自然资源”是一种物质化的社会生产力，能促成“经济资本”的升值转型；而“经济资本”叠加所发明的科学技术，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生态系统”异己增生的黑化病症。习近平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①生命共同体理念注重“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同生共长，强调决不为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损耗有限的生态资本，倡导构建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内核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着力推进“生态+经济”资本的可持续性延展。
3“.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共存共荣。绿水青山意指环境本体自然演化形成的生命系统；金山银山意指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物质财富。从字面语义来说，“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二者看似相互对立，实则兼容统一，绿水青山是人类从事生产生活并创造金山银山的物质源脉，金山银山则是人类汲取绿水青山的自然能量进行财富创造的实践表征，二者合铸形成的物质生产力犹如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习近平指出：“我多次说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②可以说，对绿水青山的维护就是对自然资本的捍卫，就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原动力的一种维系；而金山银山的财富缔造亦能促成绿色高新科技的发展，进而使绿水青山换上新的装扮，催生新一轮的“生态蝶变”。
在论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哲学理念基础上，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予以了强调，他指出：“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③。纵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及完善历程，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主要有：
习近平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了马克思生态辩证法的真谛要义，即绿色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对具体发展方式的规定，‘发展’则是践行绿
色理念时必须要达到的目标”①，二者不可割裂，离开发展谈绿色就会变成无源之水，而离开绿色谈发展就会陷入社会混乱的泥沼。同时，习近平提出的“两山”理论，亦承续了马克思生态辩证法关于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理论精髓。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②质言之，“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③。这告诉我们，在生态文明具体实践中，既要为谋求经济发展探索新的增长点，又要为自然“返魅”留有一定伸展空间，由此延展社会永续发展的基本阈值。在此需说明的是，倘若一旦发现二者出现失衡趋向，我们务必要借助“生态辩证法”这一思辨工具，认真反思自己的实践行迹和价值动机，以“经济资本少一点、环境资本多一点”的发展心态去扭转资本逻辑统摄下生态环境恶化的异端趋向。
回溯本源，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将人与自然视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在本体维度消融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在实践层面真正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有机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依据时代环境新变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决断力，提出了“山
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⑤的价值理念，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⑥，如若不然，必将遭到大自然的反噬。习近平强调，从国家发展层面来说，务必要“推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要坚持新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科学布局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从自然生态系统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出发，统筹兼顾、整体实施，着力提高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
①，以此缓解人与自然的隔阂，促成生存矛盾的化解。
新时代以来，面对西方国家的利益博弈及由此带来的生态危机、自然破坏等资本逻辑问题，习近平辩证运用矛盾分析法对怎样去消解“人与人、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矛盾进行多维深入的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他思索和探索人与人矛盾消解路径的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侧重于人的“类”属性之间的关系表述，是人类自身矛盾消解的价值良方。理解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意涵，就要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人类自身之间须臾不可分离的共生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文明交流与互鉴、环境和谐与稳定的实现，靠的是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协作的道义逻辑而不是零和博弈的斗争逻辑。事实上，纵观世界发展史可以明晰，随着生态前途与价值命运的日益联结，各国逐渐从零和的生存竞争关系迈入正和的共生性关系，客观上已然成为某种“自在”的生存共同体。
示出强烈的系统思维特质。首先，习近平将生态系统视为有机体与无机体相统一的价值范畴。他指出：“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
④再者，习近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⑤。基于经济之维，要着力革新经济建设的固有生产方式，健全绿色循环的经济发展体系，推动建立资源统筹和多级利用的经济产业链条；基于政治之维，要切实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建设中，以此构筑生态和谐的绿色政绩观、生态文明建设行稳有序的制度屏障；基于文化之维，要大力培育生态文化，力图做到“以文化人、以文培元”，以此共筑形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思想共识与价值规范。
②。习近平还从经济层面阐明了“维护发展底线”的本质意涵。他指出：“经济发展不单纯是速度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代表着全面的发展，更不能以牺牲
生态环境为代价。”③应该积极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科学路径，不断培育资源消耗低、生态污染少、品质含量高的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逻辑指导，习近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念、价值原则、实践理路、目标要旨等方面作出了系列重要论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山”理论。如果说生命共同体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立论支柱，那么“两山”理论的理念原则则构成其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思想内核，而哲学方法论则为其提供了思辨理论层面的逻辑指导。
任何理论提出和实践的探索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发展阶段，“两山”理论的思想缔造亦是如此。首先，从理论缔造的实践主体分析。习近平“两山”理论源自如下几个阶段的生态实践。其一，陕北时期：基于恶劣自然生态，反思乡村发展路向。在这一时期，习近平深刻体悟到，恶劣的生态环境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顽瘴痼疾”，是降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罪魁祸首”。如何在此等空间内提高社会民众的生活质量，是习近平关注的重点问题。对此，习近平主动抓住发展机遇，积极学习相关应用技术，带领梁家河大队乡民修建了沼气池。沼气池的修建，既解决了人民生活（煮饭、废物循环）等基本问题，又使自然环境得到了整治，催生了乡村环境蝶变。其二，河北时期：依傍绿水青山，激发经济活力。在这一时期，习近平在理性分析当地自然环境实况后，主张利用正定县的历史文化底蕴，依托当地现有的名胜古迹遗址，开启“中国正定旅游模式”，力求在保证生态环境不受破坏的前提下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实施旅游兴县，以此实现绿色减贫、绿色兴县的发展图景。可见，习近平当时已经认识到自然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即对自然资源不能只讲索取不讲建设，要懂
得合理筹建、共促共赢。其三，福建时期：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绘好福建“山水图”。在厦门工作期间（1985—1988），针对当地
生态法规，打响了厦门污染防控的第一枪。1988年，习近平调任福建宁德工作。为改变当时闽东地区贫困落后的面貌，习近平提出了“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的“山海经”发展理念。1990年4月，习近平主政省会福州。针对当时福州经济滞后、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习近平主持编订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④（简称“3820”工程）。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不仅
在该文稿中首次提出了“生态环境”这一概念，而且还依此提出了“城市生态建设”理论。其四，浙江时期：因地制宜，努力探赜“生态经济省”建设的发展路径。在此期间，习近平提出了“绿色浙江，建设生态省”的战略目标。2003年，习近平担任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并下发了指导浙江生态省建设的政治文件——《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习近平明确提出：建设生态省，“在考核中，既看经济指标，又看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①。此时，习近平已经认识到经济资本与生态资本的内在联动性，可谓是初步展露出“两山”理论的思想触角。
其次，从理论成形的时空渊源分析。其一，理念论断提出。2005年8月，习近平在浙江余村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论断。此后，他在浙江日报专栏“之江新语”发表文章谈道：“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
“两山”理论内蕴着对“生态资本与经济资本”共增的目标设定、矛盾主次分明的价值权衡、绿色发展模式升级的实践智慧以及克服为己私欲的辩证把握，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付诸实践的价值彰显，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遵循和科学指南，基于哲学层面我们需重点把握如下思想内涵：1.本体论维度：绿水青山的物化存在是构筑金山银山的根本物质前提。唯物
本体论认为，自然界是标志客观实在的物质范畴，对人具有天然母体性和客观先在性。人的物质存在根源于自然母体的孕育滋养，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基础，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物质保障。马克思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⑦这告诉我们，绿水青山的本质属性自然地囊括了金山银山的物质产出，是金山银山“资本缔造”的母体，是人实现“感性解放”的重要前提，即实现人道主义的基本条件。同样，金山银山的物质产出亦是绿水青山“人化”后的物质表象。
②这要求在具象实践中，对于“开发资源一定要注意惠及当地、保护生态，决
不能一挖了之，决不能为一时发展而牺牲生态环境。要把眼光放长远些，坚持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严格执行节能减排考核‘三管齐下’，做到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保护好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本钱”③。
在系统阐发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主旨及理念原则后，习近平对其理论与实践的价值旨归予以了思考，经由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具象实践，依据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提出了环境民生论的价值论断。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生态环境对于民生建设的意义。诚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环境和民生术语难寻其踪，但并不意味着理念意涵的缺失。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指出：“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④在此，马克思阐明了“自然界是民生发展的前提、自然产品是民生建设的根基”的价值意涵。恩格斯也具有隐含式的生态民生思想，他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理路中表露了自己对环境恶化致使民生疾苦的同情与体认。1839年3月，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一文中描述了家乡伍珀河被严重污染的情况：“这条狭窄的河流泛着红色波浪，时而急速时而缓慢地流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厂房和堆满棉纱的漂白工厂”①，并明确剑指“是工厂劳动大大助长了这种现象”
②。在该篇信中，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和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强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底层民众不仅饱受普遍且恒定的贫困状态，并始终“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
部分人从6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活乐趣”③。要想真正解决此等顽瘴痼疾，“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④和生活方式实行根本变革，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此将沉沦的生态世界进行“返魅”，继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幸福复归。
习近平科学承续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民生观的内核精要，并依据国际发展大势和国内发展实际，富有创见性地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⑤的价值论断，深刻回答了何为环境民生、为何说环境就是民生、如何推进环境民生等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发展理路。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生活水准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内生地对优美生态环境产生了新需求、新期待。为此，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⑦。同时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⑧，必须深入转变发展方式，摒弃传统的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建立以绿色低能、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型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回溯历史，虽然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实质上是一种“单向度”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即增强了经济脉搏，同时付出了环境恶化的代价。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生存空间和人居环境逐步显露出系列突出病症：能源资源日趋枯竭、森林覆盖面锐减、土地荒漠化加剧、湿地面积逐步消失、空气质量日渐恶化、水源水质受污严重等，全社会范围内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多维度、深层次、复杂化的典型特征，旧疾未拔、新疾又起，不断扰乱着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在对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解构”过程中，习近平对于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用他的话来说：“多年快速发展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老百姓意见大、怨言多，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不仅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⑨。对此，习近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
和使命担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现实场域中重点解决损害群众身体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适时转变现有不太适宜的发展观念，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并驾齐驱、交互共赢。
环境问题和民生建设不可分割，在生态文明建设具象实践中我们既要防治环境恶化问题，又要重视民生发展需求。习近平环境民生论既是一种彰显时代大势的整体判断，又内在蕴含多重理论意涵，是对“自然环境与民生福祉”共联属性的多元分解与逻辑阐释，这一判断呈现出了其理论的哲理性、政治性及价值性特质。
环境需要。”③环境民生论的价值理念，不仅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而且规定了评价标准的价值元素，即是否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否做到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④，是否真正增强了人民群众现实境遇中的生态获得感与幸福感，凸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旨趣与价值属性。
习近平提出的环境民生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的新视域，适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新路径，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新需求，丰富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哲学基础的内容范畴，成为其哲学基础逻辑体系建构的重要元素。
秋天的芙蓉国，山水如画。洞庭湖畔一望无边的湿地由青转黄，庇护着国
内最大规模的麋鹿自然野化种群；南岳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野生绒毛皂荚生发开去；海拔2000多米的壶瓶山，用纯净溪水呵护壶瓶山
区域、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任务和重大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全省上下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将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湖南“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殷殷嘱托，化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美丽湖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秋风徐来，南洞庭区域的碟子湖、柴山、华阁围子区域内，青头潜鸭在水洲之间轻快穿梭。从夏到秋，它们没有离开，意味着世界极度濒危物种青头潜鸭将洞庭湖作为了繁殖地。
近年来，“一江一湖四水”沿线治污治岸治渔和生态保护修复被摆到压倒性位置，通过系统治理，湖南全域地表水国考、省考断面优良水质比例均提升到97%以上，洞庭湖总磷浓度由2015年的0.112毫克/升下降至2022年的0.06毫克
/升，其中南洞庭湖水质提升到Ⅲ类。
青头潜鸭的选择，是洞庭湖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证明。
地处长江腹部的湖南，在长江经济带保护与发展的大棋局中，地位极为重要。
总书记对湖南生态文明建设高度关注。2013年来湖南考察时，总书记就要求“把生态系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保护好”。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调研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亲临岳阳察看非法砂石码头取缔及整治复绿、湿地修复情况，嘱咐湖南“守护好一江碧水”。
2020年9月，总书记来湘考察，又勉励湖南“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展现新作为”。
牢记嘱托、不负期望。省委、省政府旗帜鲜明地将建设生态强省、美丽湖南作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建设现代化新湖南重要内容。《中共湖南
省委关于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大力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决议》应运而生，长江经济带发展实施规划、重点工作实施方案、负面清单实施细则等相继出台。
守护好一江碧水、保护好一草一木，湖南拿出了壮士断腕的决心和超常规举措。
系统治污统筹实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污染治理“4+1”工程、湘江保护和治理、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等标志性战役和专项行动紧密结合，向城镇污水、化工污染、船舶污染、尾矿库污染全面“开战”。“十年禁渔”全面铺开。2021年1月1日起，省内建档立卡渔船、渔民全部退出，禁捕水域基本实现“四清”。其中，符合参保条件的退捕渔民全部纳入养老保险，有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的退捕渔民实现转产就业。
截至目前，长江干流湖南段水质稳定保持Ⅱ类水质，洞庭湖总磷平均浓度下降至0.056毫克/升。全省水生态明显好转，种群数量一度告急的长江生态“活化石”江豚数量回升，活动范围拓展至湘江水域；消失20余年、被列为极度濒
危物种的珍稀鱼类“
“层林尽染”的山、“万千景象在其中”的水、“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田园，给湖南带来什么？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它们带来了2174.93万人次生态旅游游客，实现综合收入124.36亿元。
以“壮士断腕”决心治污，湖南人得到了什么？
益阳大通湖的农民会说：“不止鸟多、鱼多、草多、花多，还实现了腰包里的钱多。”
过去6年，从治理大通湖水质出发，一个“无中生有”的水草产业在湖区迅速崛起。从满足自身治理使用到逐步外销，再到向景观发展，大通湖区的农户们培育出20多个水草新品种，畅销全国多地，年销售额达1000万元。不仅形成水草产业链条，还不断延伸出“水草+大闸蟹”“水草+小龙虾”多种生态种养模式，打开了一条条新的致富路径。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湖南不再用“环境”换“票子”。一旦破除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二元对立，绿色动能便逐步注入发展路径，政企联动探索构建起低碳、绿色、高效的产业结构和空间格局。
“一湖四水”沿线，大批低碳环保的高科技产业项目加速登场——株洲清水塘整体搬迁治理后，三一能源装备、绿地滨江科创园等重大项目入驻，一座生态科技新城在崛起；
湘潭竹埠港持续进行生态修复，一派田园风光，新兴服务业产业取代原有化工产业；
“世界锑都”锡矿山去污还绿，攻克砷碱渣无害化处置难题，涉锑产业形成采冶、深加工与研发一体的产业结构，走上绿色循环经济之路放眼三湘，绿色制造体系正在不断健全——
光伏发电、智能电网、农业循环经济、资源再生利用与再制造，垃圾资源化利用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的转化日益顺畅而多元。
从2016年到2020年，我省以能源消费年均2.3%的增长支撑了GDP年均7%的增长，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20.1%。“‘十四五’期间，全省还将进一步强化绿色低碳发展。”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刘群介绍，“碳达峰十大行动”已经全面铺开，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将推动湖南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改革开放后，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提高生产力水平，形成把经济发展摆在首位的重要指导思想。由于过于注重国民经济建设，加之相关制度的不成熟不健全，加速了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恶化，阻碍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损害了公民享有美好生活环境的权利。为了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用辩证法来看待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了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大决策。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又正式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鲜明地强调贯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号召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质量的需求和愿望。
全球逐渐呈现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态势，促进各个国家间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传播，各国间的联系也日益密切起来。世界各国家逐渐成为一个整体，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由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问题日益尖锐，生态环境危机亟待解决，各个国家在联合国支持和倡议下，开始致力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
生态环境遭到人为破坏，归根结底是没有正确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曾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永续发展的基础。”自然界是一个包含万事万物的庞大统一体，人类是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提供新鲜的空气、茂盛的森林、纯净的水源、肥沃的土壤、优美的生活环境等，人类和自然界相互依存不可分离。人类社会在改造物质世界过程中，尊重自然界生存发展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将会收获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构建绿色优美的生态环境，
促进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同时向构建“美丽中国”迈出更进一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大，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迎来了全新发展的阶段，人们不仅满足于物质层面的需要，精神层面的需求也在不断提高，优美的生活环境逐渐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目标之一。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打造幸福美好的家园，创造更大更多的民生福祉，让人民群众真切实意体会生态环境的价值，享受生态文明的实践成果。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代指自然界的生态系统，金山银山则代指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资源枯竭，气候变化加剧，在很大程度上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过去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唯GDP论”不可取，不能一味地以过度损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领域的畸形增长和恶性发展，必须准确理解环境保护的生态价值，把握生态建设带来的长久效益。生态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强调生态优先是前提，绿色发展是结果。绿水青山是构建美丽中国的基本条件，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可靠保障，是社会安居乐业的重要来源。
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自然界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各个部分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统一，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重视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努力的系统性工程，要想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明显成果，必须通过制度和法治相结合的手段，建立健全生态文明保护制度，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完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为生态环境保护建立牢固的制度基础，提供可靠的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由于支撑中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中国传
统的不均衡、不和谐、不能持久的粗放型经济运行模式已经步入了瓶颈。为解决粗放型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生态问题，我国积极建立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进入新时代，必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生态文明，离不开严密科学的法治体系。目前，虽然我国生态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面临着制度不健全、机制不完善、法治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形成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合力不够、动力不足、执行不力，严重影响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为此，必须健全配套的政策、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生态文明法治体系，扎实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习近平总书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阐述生态文明思想，既为国内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理论方案，也为参与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全球各个国家携手共同参与生态治理，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新路径。
在历史关键时刻和时代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更加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造福人类，胸怀天下的本质特征。面对当今世界复杂的经济局势和全球严重的生态危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全球各个国家义不容辞。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自觉承担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的义务，努力解决当前全球生态环境面临的困境，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同体，不断完善全球生态文明体系，坚持绿色循环低碳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全人类打造绿色低碳、气候宜人的生活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认识和现实实践不断拓展深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导下，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绿色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指导方针，要求将绿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对绿色优美的生态环境的向往和需求，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以绿色发展为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坚持可持
续发展战略目标，是当前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指引了前进方向。逐步解决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矛盾问题，走绿色发展道路，创新经济发展途径，补齐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短板问题，提倡树立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让绿色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
党的十八大报告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明确把“美丽”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内容之一。这是立足我国当代的生态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重要战略安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将“美丽中国”作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远景目标，为全国各族人民勾勒了一幅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画卷。“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前提是美丽社会，美丽社会的实现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健康平稳运行，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而生态文明建设则是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绿色生产发展道路，构建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良性循环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产业结构，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朝着“美丽中国”的远景目标努力奋斗。
中国积极履行联合国宪章精神，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引领者和贡献者，在国际环境建设方面的责任也会越来越重。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上，鲜明提出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同体的价值内涵，“清洁美丽”凸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提出者和积极倡导者，深切意识到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世界，我国既要加强和巩固本国的生态文明发展取得的成果，也需要同世界保持更加紧密地交流合作，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投身解决世界存在的环境难题和挑战。立足当前国内外严峻的局势，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健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完善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维护全人类的生态权益，为全球环境事业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下，积极呼吁全世界各国人民致力于生态环境建设，面对生态危机和挑战，努力达成共识，携手前进，实现生态治理效果的最大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紧密相连。“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1］，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2］10的必然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以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借鉴和吸收人类工业文明的先进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克服人类工业文明不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消极因素，从而保证我国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充分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致力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由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保障性、普惠性作用”［3］，决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起着基础性、支撑性、保障性的作用，同时也决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旨在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的出场逻辑、核心要义与鲜明特征，从而为进一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好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和以生态文明为硬核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发展提供学理性支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是习近平基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认识和对未来现代化的深刻思考而逐步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4］246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短板。习近平认识到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在审思西方工业文明反生态性的过程中不断结合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并继而为世界诸多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带来深刻启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我国要建设的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5］662的“一化三改”、新时代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经历20多年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尽管我国整体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民生活总体上没有摆脱贫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学习和借鉴西方工业化的有益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所罕见的重大成就，但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6］，不仅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后续发展、影响了当代人的幸福感，而且威胁到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子孙后代的幸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就开始反思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的弊端：“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当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它是人类的一个陷阱。”［7］118习近平在剖析西方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式现代化是反生态的现代化、是为少数资本家谋利益的现代化、是充满悖论和不可持续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4］23。如果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老路，通过高消耗资源和高污染环境的方式谋求经济发展，那就“难以为继”，必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全面解决生态赤字。生态兴衰关乎文明兴衰，不跳出西方式现代化的“陷阱”，就不可能使人类文明延续，而欲跳出西方式现代化的“陷阱”就必须审思西方工业文明，走出能够满足人类永续发展并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彰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道路。因此，我们要想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就必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由此，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就成为走出西方式现代化老路的必然选择。
换关系又集中体现为经济社会发展追求的“金山银山”和生态环境保护追求的“绿水青山”之间的关系。在地方工作实践和治国理政实践中，习近平始终以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正确认识生态环境的客观优先性与人的主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审慎处理“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关系，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优美的双赢。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站在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上强调“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环境”。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强调经济发展要达到“社会、经济、生态三者的效益的协调”。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提出“环境保护要靠自觉自为”，发展经济必须既要考虑生态环境也要考虑长远未来，要认识到“生态问题无边界”，保护属于我们共同家园的地球环境是全人类共同责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但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必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在实践中大力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循环”转型，并通过这一带有社会革命特点的转型，解决“人类追求发展的需求和地球资源的有限供给”这一对永恒的矛盾。
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针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的状况，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视为“国之大者”，牢牢坚持“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努力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习近平在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及发展大势基础上，提出了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核的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绿色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走上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生活富裕和生态环境优美有机统一的文明发展道路，从而更好地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问题。在总结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经验及对自然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怎样走，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指出：“如果走传统的经济发展的道路，环境的承载将不堪重负，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会适得其反”，“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7］118。习近平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和“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并将能否解决工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作为“检验一个国家最终能否实现现代化的
重要标志”［7］193。在上海工作时习近平提出要“切实做到经济持续增长、污染持续下降、环境持续改善，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环境”。继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13］631后，习近平进一步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思考我国的现代化目标，指出“促进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国际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14］，中国将着力通过建设生态文明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高度擘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蓝图。在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基础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探寻新的发展道路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起来，把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即“两座山关系”作为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习近平强调要尽快补上生态文明建设这块突出短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道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1］39。由此可以看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保持现代化特征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智慧与中国实践，是新型现代化的“中国版”，既充分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与核心地位”，也充分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核心理念”，能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样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生产、生活、生态真正实现良性互动的现代化。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是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战略引领。
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轫于开启工业革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式现代
化存在严重的“贫富极性”和“反生态性”，是通过野蛮征服自然、疯狂掠夺自然、挥霍浪费自然、大肆污染自然、牺牲绝大多数民众幸福实现的，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态难民。故而“建设什么样的中国式现代化、怎样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习近平长期思考和要解决的重要时代课题。无论是在地方工作，还是到中央工作，习近平一直都在探索和思考这个问题，提出我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现代化、符合可持续发展和满足人民幸福生活需要的现代化，还是生态环境和谐优美、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段时期内经济社会建设领域生态环境保护不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突出短板。“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有了更加明确而又深刻的认识，而且使得旨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
继2021年4月习近平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之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并要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科学谋划我国经济社会的当下发展和长远发展。这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建设规律在认识上更加明确和清晰，进一步引领和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境界。“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理念的生态文明”决定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价值指向”［19］。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通过劳动建立起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人类对客观上属于自身生命之母的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从认识论层面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既要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和底线，也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更好地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更好地避免西方式现代化的生态陷阱。这也意味着我国
经济社会建设“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要有相应的生态治理现代化能力和水平。现代化本身意味着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不断解决过去一切不利于社会发展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和行为方式，达到一种有利于社会发展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现代化包括一个国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现代化，最主要的是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现代化，还有渗透其中的治理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一种类型，又是其他方面现代化的实现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强调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提高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2］366。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就关注生态治理水平和能力问题，强调一要树立正确的生态环境保护观念，充分认识到“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部门是不称职的部门，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不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公民是没有社会公德的公民”［20］；二要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学会全面辩证地看问题”［7］62，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走以“资源节约、生态平衡、集约发展”［7］76为方针的“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生态保护型”［7］93的经济发展之路；三要建立完善科学的领导干部生态政绩考评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考核机制，将“环境指标”作为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考评内容，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不求急功近利的‘显绩’，创造泽被后人的‘潜绩’”［7］108的政绩观。进入中央工作后，习近平紧紧抓住生态治理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生态环境治理的科学谋划，要求以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要从全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地球家园高度把美丽中国小环境建设与人类地球美好家园的大环境建设有机结合，加强“两型”社会建设，加快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的全面转型，全面加强应对地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和能力建设
［15］。
在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习近平更是从生命共同体高度科学谋划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努力提高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
［4］168，要通过“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认真贯彻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4］177，加强党对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生态治理能力和水平。
［21］，更关涉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为此，习近平指出要不断提高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到2035年时“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本世纪中叶时“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4］15。提高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2］362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科技生态赋能实现生态治理技术现代化。
人民幸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涵，也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发展和时代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时代内涵，“关系到人类整体的可持续性生存和永续性发展的基础性和普遍性的问题”［22］2，“是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总体性把握，是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改造与保护、修复和完善的统一”［22］3，必须着眼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人民幸福，正确认识和
利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辩证关系。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就从人民幸福的高度谋划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内核的生态文明建设，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的民心工程、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必须“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主线，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20］。进入中央工作后习近平一如既往地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指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15］，强调“中国以实际行动为节约能源资源、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保护人类生态环境作出了有益贡献”。这说明，我国所进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不仅努力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而且致力于世界人民的幸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4］29的高度深入思考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内在联系和运行特点，将生态环境保护与人民幸福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强调良好生态环境关系着每个人的“生活幸福指数”，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有生命的个人是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基本的自然资源保障，人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也谈不上幸福生活。习近平通过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理念，阐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4］87的深刻道理，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各类环境污染“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4］135的现实状况，习近平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4］225。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也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内在需要。
“两山论”的核心要义进行了多次阐述，指出“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7］153。在习近平看来，尽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会产生矛盾，但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达到辩证统一，这其中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进入中央工作后，
习近平强调我国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用科学的理念、开放的战略、统筹的方法、共赢的途径去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15］。这其中就有以“两山论”为内核的绿色发展理念。“两山论”的完整含义是“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4］40。“两山论”科学阐明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深刻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与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把看似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通过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变换的科学理论进行有效化解，从而实现两者的辩证统一。因此，“两山论”既是“重要的发展理念”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4］10，科学贯彻“两山论”也就成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经济高质量增长和自然生态安全相统一的现代化，要努力使绿色发展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靓丽底色和普遍形态。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相关阐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1］。这就是说，人作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价值主体，既要努力发展人自身生存发展所需要的“金山银山”，也要竭力保护好我们每个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绿水青山”，做到“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用发展的方式来保护生态环境”［24］。按照“两山论”要求，必须加快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研发创新和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大力发展生物循环绿色经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化、低碳化，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与“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有机结合，通过构建“1+N”政策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双碳”这一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和底线的同时，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和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使经济发展与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得到充分显现，在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我们党将满足人民
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目的的生成逻辑，有着其鲜明而又独特的理论特色。
强烈的问题导向与清晰的目标引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品质。“问题是时代的声音”［1］，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分析问题、明确原因、制定目标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的，“只有立足于时代去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7］235。习近平之所以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正是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系统退化一度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这一现实问题。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过去我们受西方式现代化的影响比较大，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对于现代化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加上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比较低，生态环境治理“宽、松、软”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了我国“驶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后，简单粗放式的黑色发展路径依赖和以单纯追求GDP数值增长的功利化政绩观协同打破了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和谐局面”［25］，造成了损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反思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审视，努力探索一条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为了更好地引领全社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解决长期累积的“生态治理赤字”，习近平提出全社会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高度、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从而使生态文明理念更好地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和全过程。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将“美丽”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引领和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的同时，正式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1］39。由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目标。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旗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像对待生命和保护眼睛一样对待和保护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发展道路，引
导全社会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和地球家园。
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创新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双创”有机结合，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及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大特色。首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继承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首要问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始终以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为逻辑前提，科学阐释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论断新思想新要求，从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则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土地等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习近平依据这些观点创新性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必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构成了满足人类生存发展所需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26］550，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永恒过程”，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习近平基于这些观点创新性地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会因善待自然而得到自然的馈赠，但人类伤害自然也会最终伤及人类自身。
其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习近平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这里面就包含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指出，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灿烂的“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的生态文化，彰显了中国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取用有节”的可持续利用观，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文化基因，并通
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分别形成了作为时代精华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以及“取之以时，耗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绿色消费观。
习近平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同样体现在他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中。习近平一直强调“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国际经济形势，坚持底线思维，切实做好工作”。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包含了自然资源紧缩和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注意解决的重大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和谐的发展，单一的发展，最终将遭到各方面的报复，如自然界的报复等”，因此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绝不能“断送了子孙的后路”。习近平还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针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日益突出的问题，提出“要以极其认真负责的历史责任感对待环境与发展问题”，“要以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15］。在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实践中，习近平之所以“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甚至视为“国之大者”，就是因为他有强烈的生态底线思维意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定力，充分认识到如果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走西方式现代化的老路，去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就会难以为继，因此必须“要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和底线，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
生态底线思维是“有守”与“有为”的辩证统一，是我们党历史主动精神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体现。“有守”就是“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4］141，要通过构建和严守自然资源利用上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以及生态功能保障基线，把经济社会活动和人的消费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在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能“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4］10－11，以促进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安全稳定发展。“有为”就是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同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生态保护、环境建设、生产制造、城市发展、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推动生产、生活、生态高质量协调发展，以更好地“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绿色发展和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方向纵深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用最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29］396，从而更好地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色与使命追求，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创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双创”发展，是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总结提炼；另一方面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样贯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为解决人类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问题和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论遵循。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有效贯彻落实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需要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所取得的历史性成果与仍然面临的诸多生态环境矛盾和挑战，切实解决好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认真学习和把握习近平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进一步学懂弄通习近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的核心要义，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作用。概言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关乎中华民族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关乎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幸福生活，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10。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起着基础性、保障性的作用，没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实现。这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同样是建立在人与自然这一生命共同体
基础上的，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能动性主体力量，自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外在依赖性客体力量，只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才能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进行。而要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样必须努力推进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努力通过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可以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同样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西方一些国家未能处理好生产与生态关系（或称发展与绿色关系）带来的严重后果和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生态环境制约因素，告诫我们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起着引领性、促进性的作用，没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和发展。这是因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同样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相对于农业文明而言，工业文明是一种新形态的文明，但由于传统工业文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逻辑导致传统工业文明在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和恶化，各种生态环境灾难事件的频繁发生说明了传统工业文明不可取，必须寻求能够既保证传统工业文明积极成果得到保留延续又保证人生存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环境安全的新型文明道路，而这一新型文明道路正是旨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与努力克服轻视自然、支配自然、破坏自然的新型工业文明的优势叠加型文明形态。这正是我们致力于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原因。尽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并不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部，但能够引领我们促进以生态文明为底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同时为世界生态治理和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治国理政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继承和发展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哲理思想，蕴含着对生态治理需求的深刻观照，传递出对人类文明走向的深邃思考，彰显出中华民族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旨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从实践中萌发并不断发展丰富的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中华文明历史演进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精神财富，亦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社会实践经验的意识产物，承载着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总结凝练的奋斗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用“历久弥新”一词来描述传统文化的特质。所谓“历久”，即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弥新”，则突出传统文化自身具有返本开新的永恒魅力。其中的“新”是对传统的继承，是一个符合时代特征的批判和继承过程，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应在新与旧的辩证关系中走好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之路。同样，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道法自然的辩证法则、厚德载物的道义伦理。一方面，文化的延续性决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活水。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的哲理思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处世情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智慧，平等相宜、厚德载物的伦理德行等，承载着中华民族追求“人
—自然—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基因，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文化根脉和价值依托。另一方面，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诠释和改造并非简单复归和机械倒退，传承千年的圣贤哲语和文本素材具有超越时空局限的历史穿透力，与现代生态文化有着价值理念的共通性。基于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弘扬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顺应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向，赋予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
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至今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延续着中华民族崇尚生态文明的文化基因，更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治理中行稳致远的文化根脉，既坚持薪火相传，同时又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深度挖掘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历史性飞跃和现代化转型，使其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中重焕生机与活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对传统生态文化的解构和重构中坚持“守”与“变”相结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对接移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弘扬了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将其融入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使传统与现代之间成长为一个双向合流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出“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的原则，在生态文化构建中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在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弘扬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注重理论的客观性与合理性，更强调理论向现实转化时的适用性与可行性。从生态文化建设的视角出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对接移植，构建起新时代生态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从生态文化发展的视角出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弥合了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的时空间距，不断拓宽经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检验的传统生态智慧的适用范围。它基于当前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立足于话语语境的时空演变，将传统生态文化中晦涩难懂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以新的意义，使之成为更具时代气息、更接地气的大众语言，以及更具中国特色、更能代表中国生态文明态度与价值追求的全球性生态话语。可以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与传统文化的历史性飞跃的契合与汇合中，以一种与西方迥异、具有中华民族底蕴的独特生态文化唤起世界认同，为人类提供正确价值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积淀丰厚、博大精深，对于建设生态文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和理论滋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
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自然观，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朴素思想。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本源并遵循共同的法则，因而能够构成相互联系的系统整体。北宋张载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以及“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强调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的内在统一性。这些思想观点，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合理借鉴“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发展观，强调：“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独具特色的发展观。《论语》中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孟子》中讲：“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
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等，都是强调要遵循“天时”来进行生产生活，体现着顺应规律、适度节用的发展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吸收“顺天应时、建章立制”的制度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关于自然生态的观念上升为国家管理制度，专门设立掌管山林川泽的机构，制定政策法令，这就是虞衡制度。《周礼》中就有虞衡制度的相关记载，这种重视生态制度建设的观念，对于今天仍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一系列法规和制度相继出台实施，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具有约束力和刚性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法律化和制度化的轨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以全新的视野创造性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对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单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力量。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始终把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作为重要使命责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企业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助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贡献。
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坚持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强化政治自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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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50篇）2023年学习生态文明思想素材汇编（主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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