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总体国家安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关联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成为新形势下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国家。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成为新形势下维护和塑造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的行动指南。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三者紧密关联、相辅相成，这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重要特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近年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不断得到深入贯彻并落到实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党章，“中华民族”概念被写入《宪法》序言。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进入稳步推进阶段，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前提和保障。
总体国家安全观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保障。两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存在高度的关联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
近年来，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现实路径，国内学界展开了相对充分的研究，但主要围绕其建立的时代和理论意义进行阐释，在实践中侧重探讨教育、法治等现实路径。然而，对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必要性特别是其反向的安全威胁，学界的相关研究尚未能深入。同样，对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相关研究，仍以安全威胁的多元化、安全观念的深化及国家安全利益的扩展化等为研究重点。本文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涉及统一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是安全问题。国家统一与国家安全事关国之根基，既密切关联，也互为基础。对两者关联内核的分析，不仅有助于丰富相关研究本身，也有利于深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精髓。
在现实世界中，后冷战时代国外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解体和危机为我们展现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共同体一般具有民族、文化、政治及价值等多重属性。本文使用“民族国家共同体”一词作为其多属性的代称，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指我国的“民族国家共同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现代性、不平等所引发的身份政治、民粹主义与西方国家内部的价值、文化多元主义形成巨大的张力，导致西方国家种族主义、右翼民粹主义高涨并引发严重冲突，身份政治的极化甚至危及西方民主制度本身。在阿富汗，虽然塔利班临时政府自组建以来已有数月，但是由于国际社会对其价值理念的疑虑，至今未获得国际承认。阿富汗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治理危机正在消解国家的认同及政府的合法性。2022年2月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爆发严重冲突。乌克兰当前的境遇反映出该国内外严重的安全危机和认同危机，主要原因在于乌克兰在复杂的历史经纬下处理对俄、对欧关系失败。这导致与俄关系破裂以及乌东分裂成为事实。乌克兰危机的核心在于该国价值认同与安全的全面撕裂及崩塌。
把握共同体建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联性，除了针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外，还需要挖掘其深层脉络，对本质性关联的掌握更有利于对风险的评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022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直接指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向度，即共同的价值理念是维系共同体的根本纽带。回归安全的定义，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Wolfers）认为，安全是指（国家）的既得价值受损害的概率较低的状况[]。总体国家安全观所体现的人民安全、政治安全与国家利益至上三者的统一，实质上彰显了人民安居乐业、党的长期执政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实在性价值与观念性价值。
本文认为共同体建设与总体国家安全均以价值为本质性归属。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质是价值共同体，总体国家安全以维护价值安全为核心。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各类安全得以构成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的原因在于基本价值的联结。在这个意义上，价值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本质。为此，本文重点研究新时期价值分化对共同体建设及国家安全的挑战，进而探讨凝聚价值共识的必要性及现实路径。
图1 国家安全与共同体建设的价值维度
二、国家作为价值共同体及其价值安全维护
总体国家安全的维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既是相互依存，也是相互促进的。两者的互构以国家认同的价值内核为基础，因而对国家主导价值的解构和边缘化必然危及国家安全的维护及共同体本身的维系。
（一）总体国家安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互构
在现实中，总体国家安全的全面维护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铸牢，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和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彰显的“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维护国家安全经验的总结，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复杂斗争的形势下，着眼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对国家安全工作的全面指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我国国家建构与民族（国族）建构的重要内涵，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性重构与强调，即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
与此同时，总体国家安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由于共同的价值内核，两者之间又是相互保障、相互支撑的，保持着内在的密切关联。一方面，维护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安全与统一是总体国家安全的根本使命。防范、应对共同体内部的矛盾、分化，特别是消解的风险，始终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命题。全面、有效的国家总体安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建构和铸牢的保障。近年来，在移民危机、认同危机、疫情危机等多种安全危机的冲击下，西方世界的一些国家面临严重的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国家共同体被不同程度消解。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持续铸牢，成为我国应对各类安全风险的坚实基础。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造成系统性安全危机的严峻形势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面维护了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使我国成为全球抗疫斗争的典范。
总体国家安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互构，还应该放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范畴内进行把握和推进。在社会学意义上最早使用“共同体”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滕尼斯将共同体分为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血缘共同体作为行为的统一体发展为或分离为地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直接表现为居住在一起，而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精神共同体，作为在相同的方向上和意义上的纯粹的相互作用和支配。”[]马克思则把共同体分为三类：原始社会的“天然的共同体”、阶级社会的“虚假的共同体”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共同体”，但是在“真正的共同体”形成之前，以国家形式呈现的共同体是其主要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质上具有一种政治和国家共同体的属性。中华民族是具有国家形式的民族共同体，是当代中国的基础性政治资源。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既是政治共同体、精神共同体，更是价值共同体。所以，价值安全既是维系共同体团结的根本，也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保障。
（二）国家认同的价值内核
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在于其成员对这一整体性价值秩序的积极认同，自觉依存于它、信仰于它。“国家首先是一个真正自给自足、自我包含的共同体。它推进并且确保一个构成性的过程，而通过这个过程，参与到其中的成员可以意识到各种根本性的、广泛存在于他们当中的团结关系。”[]
1.认同与价值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认同就是用“主我”（I）的眼光审视“他者”（others），是以“我”为圆心看待他者。一般而言，“主我”与其审视对象——他者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向度：就纵向而言，涉及“主我”（I）与“客我”（me）的关系;就横向而言，涉及主我与非我的关系[]。“主我”就是在这两个向度中通过认同寻找归属感和自身的定位，大致可分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两种类型。显然，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属于社会认同的范畴。
泰菲尔将“社会认同”界定为：“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体现了个体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标志着个体与外在社会规范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在行为方式、价值观、信仰等方面，“一个社会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其本质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内聚力增强的价值基础”[]。在社会认同中，个体以同一群体中的其他成员为参照，将群体成员的典型特征逐渐加于自身，最终二者的特征趋于一致。价值认同作为社会认同的基础，是对群体中最基本的价值准则的认可，脱离价值认同的社会认同就会产生虚假认同或强制认同。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虽然认同也可以由支配的制度产生，但是只有在社会行动者將之内化，且将他们的意义环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时，它才会成为认同。”[]
个体或群体对历史的认同，是在时间维度上追溯、确定并规划了“我”或“我们”的来源、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将来的发展方向与归属等具体问题;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从价值或精神维度上回答“我”或“我们”是谁、该做些什么等问题，从而确立个体或群体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而对血缘谱系或同胞共同体的认同，则是从群体归属层面来回答“我”或“我们”是谁、属于哪一个同胞群体，与谁同归属于一个祖国等问题[]。同时，空间对于定义“其他”群体起着关键性作用。在领土与认同建构的关系中，人们总是创造一个有疆界的地域（常常是排他的地域），继而通过对这一领土的控制来定义自己[]。
2.国家认同的价值取向
国家认同是一个多面向的概念，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涉及对凝聚国家共同体特征的价值观的普遍信仰[]。从功能上看，国家认同既是一种价值来源，又创造团结的形式和国民意识。它既是国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又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必要的地域、社会、文化以及心理基础。
国家文化认同的生成和维系是文化价值不断凝聚的产物。一般来说，文化认同是指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特别是对于文化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言，它是内在价值的外化和约束。所以，对文化的价值认同是文化认同最核心的部分。由于认同是与归属和身份密切相关的，因此，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文化要素的习得，进而将文化的信念和规范内化，从而产生对群体的认同和归属。对群体而言，文化认同既是群体独特性、内聚力和归属感的纽带，也是群体之间边界的体现。对于国家而言，文化认同是指公民对国家共同文化符号的接受、对国家文化理念的遵循、对国家文化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秉承。
与全球化同步的是信息化的迅猛推进。对于传统国家认同而言，信息传播新技术无疑在新空间结构、关系和定位的萌生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新媒介集团正在创建一个全球图像空间，它无视权力地理、社会生活地理、知识地理，而这几者界定了国籍空间或是文化空间。新技术使得有可能出现一种新型的空间—地域关系：因为新技术有能力越过疆界、打乱疆域，所以它们可能卷入非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复杂互动当中。传统民族国家不得不在新的空间分级体系和国际新秩序下自我定位。信息网络和图像空间正在创建新的跨国通讯领域、市场和社会群体[]。对这种现象，齐格蒙特·鲍曼指出：“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反对国家，反对它的地域性，反对它对主权完整的要求，反对它划分并加强边界以及阻止或打击跨越边界的内在倾向。它们同样使自己处于不受管辖的空间，恰恰在这样的空间中，从日益衰弱的国家手中失去的权力在发挥作用。它们竭力反对国家边界和国家提倡的区域自治权力。”[]所以，新媒体的特性正在消解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使文化碎裂化为细小的亚文化群体。新媒体不仅带来了全球一体化，而且产生了全球性分散化。
与此同时，新媒体、大数据与信息的定向推送间接赋予了族群、宗教等群体在“无边界空间”中建立边界的能力和权力，强化了社会认同的“围炉”效应。其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去中心化赋予了族群、宗教群体“创造传统”、推广自身意识和认同的便利。其二，脸书、YouTube、抖音等社交媒体利用用户偏好的强大算法，强化了个人身份或社群身份的自我封闭，排斥其他多元和不同的观点，甚至出现群体极化的趋势。
（二）整合力减弱：外部思潮对共同体价值认同的解构
在共同体内部的价值关系愈发受到族群性回归、亚文化政治化挑战的同时，共同体的主文化乃至共同体本身也面临外部思潮的直接冲击。由于东西方之间围绕价值观的竞争日渐激烈，特别是西方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加剧，消极的外部思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明显的解构风险。
1.价值观代际更替与个人主义
随着现代化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变，个体现代性推动理性价值观向解放价值观（自我表达价值观）转变，进而对政治秩序权力结构带来广泛影响，因为它往往质疑传统权力的合法化。整体言之，强调安全、秩序、尊重权威和统一性的传统价值取向正在受到解构，强调个人主权、个人自由、自我实现、独立和解放的价值观受到重视。这种价值观的代际转换带来的直接结果包括：个体化——对个人自主、个人自由和自我的强调，政治往往成为问题政治;权威内化——在否定传统政治权威的同时导致代表性差异和社会不满，同时种族、身份及民族议题凸显。
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个人的兴起与个人主义的出现。随着现代性导致的传统意义系统对个体的价值归属意义被削减，个体可能因价值迷失而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往往以价值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作为自身的价值目标，容易导致认同危机。价值相对主义拒斥价值的确定性和绝对性，否定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规范的存在，强调价值的个体性原则。价值相对主义的极端化是价值虚无主义的弥漫。在当今充满物化逻辑的现实生活中，物欲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流行表明了价值信仰的缺乏与缺失，碎片化的存在使个体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力的、前后一致的价值体系，人们已经失去了理解和统摄生活的能力，产生信仰危机和认同危机[]。
一般而言，极端个人主义因其原子化和虚无化特性常常引发对集体认同的抵触，对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均有一定程度的削减。然而，在总体上，个体现代性所塑造的自我表达价值观并不意味着政治冷漠，这种个体更倾向于以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表达自身的诉求和不满。这种个人主义一旦被民粹主义的思潮和运动动员起来，就很可能诉诸认同政治、反对精英主义和现实政治权威。这实质强化了排外性的族群、地域认同，削弱了国家认同。所以说，现代性导致的自我认同危机、个体自我表达价值观彰显，本身是传统价值系统、国家认同弱化的表现，而这又很可能成为某些反国家力量借以操纵和利用的机会，进一步弱化国家的认同。
价值观代际更替及个人主义虽然滥觞于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但是这一现象与思想已传播到我国并与集体主义等价值形成断裂。特别是在我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利用代际更替过程中价值观转换的机会，以个人主义价值导向排斥中华民族共同体及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已成为某些势力的工具。
2.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与去中心化
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来说，后现代主义对国家文化认同的影响和冲击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它的解构性。有学者指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光谱一端是不那么激进的对于现代主义的质疑;而同时在另一端，则是更加激进的主张，认为意义的分布要被对于它们的解构所取代[]。
其一，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首先表现在它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上，即反对一切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关的宏伟的理论目标与宏大的理论体系，只承认片断式、部分式、阶段式、分散存在的小型理论目标与理论架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认为，所有的曾经主导人类生活的“元话语”都已经过时，而所有“元叙事”的社会语境已然散落在了后现代知识的杂乱星空之中[]。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背离，重点体现在它对民族、国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概念和理论的解构上。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常常用“宏大叙事”描绘“普遍真理”的做法，完全是一种否定“他者”存在权利、否定多样化世界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行径。后现代主义解构之剑由此以较特殊的方式直指一切以永恒、絕对、普遍和神圣自命的东西，剥夺一切对确定性与“终极真理”追求的合法性[]。
其二，碎片化和去中心化。后现代主义认知范式对于世界的解构是以对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的强调为载体的。它认为原来强调整体、统一、普遍的宏大叙事体系已经倒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强调地方性知识、差异、个体、他者性与碎片的时代。后现代的自我认同是无中心和不固定的，也是多元及混合的。去中心化否认历史存在中心和主体，在此过程中，“主体的认同感和传记般的连续性被碎片以及符号、感觉、‘多重精神强度的表现性展示所取代”[]。这种碎片化和去中心化的范式解构了宏大叙事，实质上也解构了传统的政治价值认知模式与政治价值体系。然而，后现代主义没有提出可作为替代的新的政治价值体系。
（三）冲击乃至重构：元宇宙对社会认同和价值安全的挑战
2021年被视为元宇宙元年。元宇宙作为现实与虚拟空间的结合，一经提出便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对于其内涵，学界没有过多分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在《2020—2021年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中，将元宇宙定义为整合多种新技术而产生的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它基于扩展显示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上密切融合，并且允许每个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和世界编辑[]。虽然在众多科技公司的推动下元宇宙经济如火如荼，但是元宇宙将如何影响现有的社会政治秩序，仍是社会科学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