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教育党课党史故事汇编（59篇）【唯一微信zhushoux7】

文章导读

毛泽东禁徇私:亲戚排队3天没买到票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

1949年8月，韶山解放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云凤趁着秋收后的农闲，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兴奋地说：“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啊！”

畅谈过后，毛泽东交代两位远道而来的弟弟：“你们在北京住上几天，还是早点回湖南去。”并解释说，“我当主席了，是革命的需要，要替人民办事。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搞打虎亲兄弟那一套，要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谋福利。”

阎长林派警卫战士金武森送他们去前门东火车站买票坐火车。

当时火车站没有预售票制度，只售当天车票。警卫们带着毛泽连、李云凤到火车站排队买票，谁知人太多了，连着两天都没买到。

当晚，阎长林把警卫班班长武象廷找来谈话，叮嘱他说：

“武班长，明日你亲自到火车站送他们，一定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武象廷接受“政治任务”后，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把兄弟俩叫上，然后一起顶着寒风，到达了前门东火车站。

尽管这次来得比前两次都早，但售票处还是挤满了旅客。他按顺序排了半天队，好不容易要到售票口了，只听见

“啪”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上了。

武象廷一下傻眼了，望着关掉的售票口，又气又急。他走过去敲开了售票口的门，央求售票员说：“能不能售我两张票，只两张，有万分紧急的事情！”还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可售票员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没票就是没了，再说好话也不顶用。”

武象廷只好找到车站办公室主任，把毛泽东两位弟弟为回湖南老家连着三天都没买到票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请你帮我买两张车票。”主任听后，满口答应。

这项“政治任务”完成了，武象廷回到中南海后却始终不敢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毛泽东。因为警卫员们都知道，毛泽东不允许亲戚甚至身边的工作人员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如果工作人员“走后门”，肯定要挨批评，并且还要写检讨。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曾48次下榻东湖宾馆，主席诗意地称这里是“白云黄鹤的地方”。那么问题来了，在湖北停留期间，领导人每天吃什么？

在世人看来，按主席的地位，每餐都应是美酒佳肴、山珍海味，十盘八碟是少不了的。其实，主席的生活十分俭朴。平时吃得最多的就是家常蔬菜。

1960年5月，主席到武汉时，随行人员就特别嘱咐“不要弄肉给主席吃。要不，主席会发脾气的。”原来，当时国家面临经济困难，主席给自己订下了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在那些日子里，主席有7个月不吃一块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或菠菜之类。

有一次，厨师心里实在过不得，灵机一动做了一道“素菜汤”。他先将母鸡清炖，然后取出鸡肉，再将鸡汤里的油汁过滤干净，最后将青菜下进汤里。主席吃饭时似乎有所醒悟，便询问菜汤里怎么有鸡汤味，厨师只能敷衍说是多放了点味精。

毛主席还发明了一道“娃娃菜”，自己几乎天天吃。所谓娃娃菜，其实就是萝卜苗的叶柄烧制而成，连农民都不吃，因为它清苦粗糙。主席说，“我就是爱吃它的苦味。”而且还把这道菜推荐上了国宴。

1960年，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客舍设国宴招待朝鲜客人，他向外宾介绍，“这道娃娃菜营养价值很高，中国皇帝也吃娃娃菜。萝卜在中药书上有名位，叫地阳参，很补人哩……”

其实，主席说的“娃娃菜”，史料无从稽考，倒把在场的好多人逗笑了。后来，每次国宴，主席都没有忘记娃娃菜。

周恩来和邓颖超1925年结婚，但膝下没有亲生子女，故此收养了三个干女儿，所认的三个女儿（孙炳文之女孙维世、孙新世，弟弟周恩寿之女周秉德）都是父母和周恩来至亲的朋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家过去失去联系的一些亲戚来找的多了，他们有的想托周恩来帮助办一些事情，这让周恩来很伤脑筋。同时，三个“女儿”在外面表现如何呢？在自己的亲戚和相识的友人中，会不会有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去谋取一些违背原则的个人私利？为此，周恩来提出，要给大家立个规矩，三个“女儿”都表示赞同。周恩来说：“这个规矩不光是给你们的，也是给我们周家所有亲戚朋友的，大家都得遵守，谁要不遵守你们也可帮我监督。”“你们每个人就抄一份放在身上，便于随时提醒自己。以后我们周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要发一份给他们。”

这十条家训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我，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

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通过这十条家训，周恩来对亲属提出了比他人更严格的要求，有的甚至近乎苛刻。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在内务部供职时，周恩来特地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要给周恩寿的干部级别定低一点儿、工资向低标准靠。邓颖超作为党内元老定级为行政五级，本无可非议，但周恩来仍要压低一级，按照六级的标准给邓颖超。至于周恩来的侄辈周秉德、周秉健等人在他生前没有额外沾上一点儿的“光”。对于孙维世、孙新世这对烈士的女儿，周恩来对她们虽然关爱有加，但也是严格要求，从不许她们有一点儿特殊。

多年以后，这位开国总理逝世，他的所有亲属，特别是邓颖超都是严格遵守这十条家训的。邓颖超逝世后，有关报纸公布了她生前所写的一份遗嘱，其中有两条尤为引人注目：一、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馆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二、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

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也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

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

周恩来回京后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

来泼污水。9月20日，北京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是他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登载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还让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看了一遍稿子，用颤抖的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被推往手术室时，他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

1956年9月17日，朱德在中共八大上的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主义者应当是没有私心的人。”这是朱德身居高位时严格律己的基本准则，更是他贯彻共产主义信仰的真实写照。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他坚决不要元帅

工资，直至他去世的21年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跟随朱德多年的秘书郭仁后来回忆说：“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

在生活上，朱德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尤其是在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后，每顿饭也都是三菜一汤，三盘菜是两素一荤。早上洗脸也舍不得多放水，朱德总是对服务人员说：“要注意节约，节约一滴水、一分钱。自来水不是自来的，不能浪费。有钱不能乱花，要支援国家建设。”

平时，朱德穿的都是旧衣服，破了补上补丁继续穿。连床上的被褥和床单都是打着补丁用了二三十年的，子女们和工作人员要给他换新的时，他总会说：“衣服被子只要整齐干净就好，补补能穿能盖，何必买新的？给国家节约一寸布也是好的。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多少年！”

1959年，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接见外宾较多，考虑到国际影响，工作人员准备为他做两套新衣服，好在参加外事活动时穿，他就是不同意：“我的衣服不是很好嘛！把钱省下来可以支援国家建设嘛！”后来经过各方面人员的共同劝说和动员，他才勉强同意只做一套新衣服，并且坚持自己出钱。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来往的客人多，亏欠了50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虽然这是政策允许的，但朱德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不愿意享受特殊照顾，不愿意让国家多为他花一分钱。最后，朱德坚持和一家人吃菜糊糊，硬是用“以瓜菜代粮食”的办法把亏欠的粮食全部补了回来。

朱德生前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他还曾对孙辈们说：“我是无产阶级，我所用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交国家。我最珍贵的是屋里那张毛主席像，可以留给你们；我读过的书，你们可以拿去读。”

晚年的朱德更加珍惜时间，每天睡眠时间很短，到了吃饭的时候，总得再三催促才能走出办公室。他总是说：“我能做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这样可以为毛主席分担一些工作，年轻的同志也可以腾出手来做我做不了的事情。”

有一次，女儿朱敏劝他：“你是近90高龄的人了，这样会吃不消的。”他认真地说：“人活着是为什么？活着就是要工作，要革命！”有时孩子们也劝说：“爷爷，你要注意保重身体啊!”他总是说：“有多少工作需要去做啊！时间很宝贵。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服务，生死不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

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

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

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家书最能体现家风，但是我们好像很少见过邓小平的家书，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近邓小平的“家书”，看看邓小平到底写了些啥。

与父母：扔了两个反封建的“炸弹”

1920年7月，16岁的邓小平怀抱“工业救国”的理想，离开了家乡广安，赴法勤工俭学。

初到法国，邓小平频繁与家人通信，讲述自己学习、生活情况。后来，邓小平在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在执委会做宣传干事，编辑《赤光》杂志。他既是杂志的

“油印博士”，也亲自操笔写作辩论文章，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邓小平还把《赤光》寄回家，将革命的火种传播给万里之外的家人。

随着革命实践活动的深入，邓小平的思想发生变化，他的家书也让保守的家人吃惊起来。据他的弟弟邓垦说，后来邓小平给家里写过一封长信，扔下了两个“炸弹”：一是要求退婚，二是自己参加了革命不能回家。据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自传》中回忆：自己一岁时候，父母做主给他订了一门娃娃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接连写了若干封信向父母请求退婚。“不两月后，父亲的回信到了，大骂我这种行为是不孝，是大逆，并且说：‘倘故意违拗，家

庭与汝从此脱离关系任其所为可也。’”收到父亲的信后，邓小平再次回信，执意退婚，家里只好默认。后来邓小平的娃娃亲对象唐氏由邓小平的父母做主，以邓家女儿的身份出嫁了。

1925年底，由于邓小平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法国警方追捕而辗转奔走，就无法与家人联系了，及至莫斯科，与家里“简直没有通信了”。1927年回国后从事地下工作，几次与叛徒、国民党追捕队擦肩而过，邓小平养成了把事情记在脑子里、不随便留下字条的习惯。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他不再使用本名“邓希贤”，而是改名“邓小平”，自然也不能再与家人联系。早年邓小平的家书也因为时间迁移、战乱频仍，都没有保存下来。

与妻子：“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

1939年8月，时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

开会，通过战友的介绍认识了卓琳，并于9月与卓琳结了婚。当时很多革命夫妇都是丈夫去根据地、妻子留在延安，

但卓琳认为这样不像个结婚的样子，要求随军，跟着邓小平到了前线。战争形势下，这对新人无法厮守，常常是邓小平在129师师部，卓琳在八路军总部，只有邓小平偶尔回来开会才能见上一面。邓小平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快言快语的卓琳很不适应，而且两地分居，她十分想念自己的丈夫，就提出想让邓小平给她写写信，说说每天做了什么。务实的邓

小平不解风情，说：好，我让秘书写个底稿，印上几十份，每月寄给你一份吧。卓琳一听，写信的事只好作罢。

后来他们有了孩子。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从大西南再到中央工作，每次邓小平到一个新的地方，卓琳就带着孩子赶到那里。始终生活在一起，也就不需要家书了。

2014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时，邓小平家乡四川广安新建的邓小平缅怀馆公开展出了邓小平写给卓琳的一张字条，是一封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书”：

已批准我们同小孩们同住，在原处。孩子们是否全回，须同他们商量。几天后才动，注意秘密。你既可见到孩子们，就不急于出院，把别的病也治一治。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这是1976年6月，邓小平移住在

东交民巷时给在301医院住院的卓琳写的一张小纸条。寥寥数语，只有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体会其间的欣喜、宽慰。当时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并撤销了一切职务，转移到东

交民巷17号的老宅子里，这既是一种政治处理，也是保护措施。

原本卓琳也被带来住在一起，但她眼病复发，十分严重，无奈之下住进了301。邓小平孤身一人，每天只能在屋里转圈散步。6月份，邓小平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一个人太孤单，想回去和孩子们住。两个星期后，这个请求得到了批

准。

可以回去住，就意味着人身安全无忧，意味着与家人不

再音讯隔绝。邓小平十分高兴，偷偷地给老伴递了这张纸条。这是邓小平和卓琳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笔纸往来，风雨飘

摇与境遇沉浮中，爱人与家庭的温暖支撑着邓小平度过了人生的最低潮。这些温暖也是邓小平坚持真理、披荆斩棘的助力。

“文革”期间，即使一家人天各一方，甚至下落不明，邓小平也没给子女写过家书，以至于他们说：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鲜为人知的是，他写过十多封为子女求助的信。

有的信是为孩子们的生活操心。大女儿邓林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小营养不良，老生病，当时还没有结婚。邓小平做了长期在江西生活的打算，因此提出让邓林离父母近一些，以便照顾她。在给中央写信汇报情况的时候，邓小平说：邓林即将毕业，希望将她分配到靠我们近些的地方工作

（1970年2月9日的信）。

最令邓小平牵挂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为此他写了好几封信。“文革”初，邓朴方被造反派迫害致残，此后一直没有得到合适的治疗。邓小平十分担心，他写信请求中央能让自己照顾儿子，说：“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下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

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1971年2月3日的信）此时邓小平

已接近70高龄，卓琳也快60岁了，照顾一个瘫痪的儿子其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仍然坚定地请求“把邓朴方送来南昌”。当年邓小平写下这些信，子女们并不知情。2004年邓小

平诞辰100周年时，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出了部分信件，邓朴方才第一次看到真迹，他久久停留在信件前没有离开。后来他充满深情地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是啊，还有什么能比“父母心”更能概括邓小平的这些家书呢？

与孙辈：“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作贡献”

邓小平始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一个普通人，他曾说过：“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平日里邓小平和常人一样喜欢和孙辈们在一起，他自己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爱孩子，却从不骄纵孩子，邓小平常常带着小孩去游泳、散步，勉励他们锻炼好身体，并激励他们掌握知识，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之前有人说，1993年初邓小平给晚辈写了一封信。实际上，这是一次谈话，没有写信，透露出邓小平对晚辈殷切的希望。

那天，邓小平把孙子孙女们聚在一起，边聊边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他回忆起自己

在法国的经历，然后说：“我十六岁时还没有你们的文化水平，没有你们那么多的现代知识，是靠自己学，在实际工作中学，自己锻炼出来的，十六七岁就上台演讲。”

当下的一些贪腐案例显示，不少贪官背后有个贪婪的老婆，或者坑爹的子女。

如何避免权力滥用在亲属身上？共和国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陈云，对家人实行“三不准”的故事，给所有领导干部做了生动的表率。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东北局党组织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约法三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

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他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爱人于若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

他的女儿陈伟华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考虑到教学一线教师紧缺，她在陈云的鼓励下毅然放弃

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岗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当一

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直至退休。陈伟华弃政从教的事迹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美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陈伟华忆称，“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2年7个月，“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后来姊

姊曾到江西给父亲做饭，照顾他的生活10个月”。爸爸对姊

姊说，“你在我这儿10个月，没有给国家干事，是为了照顾

我，你不能拿国家的工资”。让姊姊把这10个月的工资全部退给了单位。

1952年11月的一天，江苏省吴江县人民政府县长杨明突然接到一封北京来信。信中写道：“县长同志，中财委陈主任的姐姐陈星……据说县政府对她很照顾，谢谢你们……请你们查一下，每月接济陈星多少钱（或多少米），已经接济了多少次。陈主任讲，现在补贴增加了，干部家属不必再要公家接济。请你们于12月份起，即停发陈星的接济费用，不必客气。以后由陈主任自行帮助解决。盼你们即（及）早复一回信，至盼！”信末署名为“中财委办公室”，时间是1952

年10月27日。信中所说的陈主任，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的陈云。

接到来信，杨明感到非常突然，他清楚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而陈云一家七口，需要接济的亲戚又多，是当时中南海有名的困难户，其“自行帮助解决”，实在有点难。因此，杨明并没有照来信说的去及时办理。

不料，一个月后，北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信上说：“吴江县长同志，我们于上月27日寄去一信，请于12月份起停发陈主任之姐在你县所领的家属优待费，但至今尚未接到回信。因陈主任现在供给较前提高，所以提出应自己补助其姐。

但究竟过去由县政府补助多少，请即告知。并请即告处理情况，为盼！”这次的署名是“中财委秘书室”，时间是11月

28日。

这两封信，虽然不是陈云亲笔所写，但很显然，表达的都是陈云本人的意思。

原来，陈云自小家境贫寒，且两岁丧父，四岁丧母，尽管生活上有外婆和舅舅一家照顾，但年幼的陈云一直由姐姐陈星照看。因此，陈云一直把照顾好姐姐的事放在心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考虑到陈星当时年过半百、独自一人生活、又没有收入来源，陈云便托当时的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给陈星捎过一些钱接济她的生活。1950年4月，又将陈星接到北京想更好地照顾她，因陈星不习惯，在北京只住了6个月就回到了吴江。陈星重新回到吴江后，当地政府根据情况对陈星发放了一定的家属优待费。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会上，在团中央负责的任弼时力主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挽救革命。会议一开始，年轻气盛的任弼时就要求发言。但陈独秀却说：“要发言的人很多，你等一等吧！”一连三次都是如此，任弼时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大声说：“不！总书记同志，你不能压制批评，我现在一定要说！”接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意见书，郑重地宣布：“我代表团中央，在此报告《团中央致党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很生气，最后竟失态地冲上前去，伸手夺过意见书撕得粉碎，大吼道：“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任弼时针锋相对地说：“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接着，他简明地提出党应迅速行动起来，组织武装，坚决同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警惕新的“四·一二”政变的出现……陈独秀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喊道：“不要说了，你懂得什么？”任弼时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真理最后会胜利的！”

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

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1940年4月，朱老总根据中央决定返回延安，八路军前线总部只留下彭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彭总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夏季的一天，彭总翻山越岭到黄山洞水腰兵工厂视察，总务科的同志知道彭总胃不好，不让他吃小米，就做了些面条，还炒了鸡蛋、豆腐、土豆、白菜，凑成四个菜。彭总问：

“工人吃的和我们一样吗？”程明升厂长回答：“差不多。”彭总二话没说，背起手就出门了。他来到工人吃饭的地方一看，是小米饭炒白菜，彭总回来问程厂长：“这是谁让做的？”程厂长说：“您有胃病，为您做面条是经伙食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彭总的表情更加严肃起来：“我有胃病你们知道，难道工人中就没有得胃病的吗？你们知道吗？给我打小米饭来，不吃面条。”程厂长知道犟不过彭总，只好把面条给了伤病员。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河北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犯，妄图一举攻取太原，瓦解国共两党的晋北抗日联盟。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遂率兵挥戈东征。

经缜密侦察，八路军获悉日军劲旅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山西平定开进，前锋直指太原。其辎重部队千余人在测鱼镇驻屯，负责向前方供应弹药粮食。刘伯承断定日军将于10月26日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品，遂令部队利用七亘村、南峪之间的有利地形埋伏。

果不出所料，26日拂晓，测鱼镇日军庞大的辎重部队，在步兵200余人掩护下向西开进，结果中伏被歼。此战共毙

敌300多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八路军仅

伤亡10余人。

前方需要弹药和粮食急如星火，日军必然尽快再向平定运输军需品。刘伯承预料日军会以为八路军不会在同一地点再次设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装撤离远去；一面果断地在隔了一天后，于同一地点再次设伏。

28日上午，日军又从测鱼镇出动，这次警戒更加森严，

以100余骑兵和300余步兵掩护辎重西进。11时许，早已隐

蔽于此的八路军等日军辎重进入了伏击圈后，各种武器一齐开火。日寇被击毙百余人，八路军又缴获一大批军需品和骡马。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赞叹不已，称此战为

“战史上的奇迹”，誉刘伯承为“当之无愧的名将”。后来，不少国家将这一战法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有一天，刘伯承带着子女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才知道园区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刘伯承正准备返回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邀请他们进入参观，但他一口回绝。回家的路上，刘伯承对子女说：“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刘伯承还对子女下农村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十分支持。他经常说，“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

1964年，刘伯承的小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刘弥群参加，并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1960年8月，苏联停止了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面对突如其来的困境，聂帅拍案而起，大声疾呼：“我们被逼上梁山了，自己干吧！”“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还有自己的专家！”

两个月后，我国将发射自己仿制的P-2导弹。聂帅亲自到实验基地主持发射试验，他一下飞机，顾不得一身疲劳，径直来到发射现场，向基地负责同志了解测试情况。

聂帅抚摸着弹体，深情庄严的叮咛：“这是我国自己制造的一枚‘争气弹’，一定要严肃认真，不能有丝毫马虎。只能搞好，不能搞坏。”

当火箭喷着火舌呼啸而起后，聂帅和参试人员一起尽情鼓掌、欢呼。指挥所只是简易房，能遮风挡雨但不防震、不防爆，要是发射出现意外，后果可不堪设想。可聂帅根本不顾自身安危，只关心着这枚导弹的发射进程。

1962年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研制成功，但

3月份的发射试验却失败了。

在那个风言风语的时代，有流言说要追查失败的政治原因。聂帅听到后，生气地说：“科学实验和打仗一样，没有

常胜将军。不允许失败就是不讲实事求是。”由于聂帅亲自过问，力排“左”干扰，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政治追查。

皖南事变后，叶挺同志被蒋介石羁囚于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恩施。

叶挺同志囚居恩施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软硬兼施。一面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派特务以“勤务兵”名义进行监视；一面不断指示达官要人，前来游说劝降。叶挺同志大义凛然，予以痛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是时，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主席陈诚为了“软化”叶挺同志，曾亲以“老同学”之名，馈送奇缺之物，叶挺同志皆拒之不受。

陈诚没办法，只能来硬的，从生活上折磨叶挺同志，日给两餐，且为发霉之包谷与糙米。郊区杂草丛生，蚊虫成阵，连破旧蚊帐也不给予，迫使叶挺同志只好“赤膊抗蚊疟，睁眼等天明”（叶挺同志在恩施所赋诗句）。但叶挺同志始终不为所屈，常以“宁肯饿肚子，也不吃嗟来之食”自励。在艰苦环境中，他带领独生女开荒种地，饲养猪、兔、鸡、鸭，以己之汗水改善生活，没有为五斗米而折断自己硬朗郎的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没有趋炎附势，而是抬头挺胸做一个真正的人。

家

一袭长袍，两撇黑须，目光深邃，态度从容——临刑前，他慷慨激昂：“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这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定格在人民心中最后的形象。漫漫长夜中，他高擎火炬，在旧中国最早播下了马克思

主义的火种。他将短暂的一生，全部倾注到建立“青春中国”的革命伟业中，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园中，淡青色花岗石纪念碑上这样镌刻着：“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为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生于河北乐亭县。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彼时的中国，正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仁人志士都在思索，中华民族的路在哪里？中国人民的明天在哪里？

“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求达真理。”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苦苦探求中国未来道路的李大钊备受鼓舞和启发。

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中，有一把淡黄色的陈旧藤椅。这把藤椅是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夫人赵纫兰从北京运回故乡的。

在这把藤椅上，李大钊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表达着他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与呐喊。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在这把藤椅上，写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成为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

“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在李大钊故居管理处主任吴瑞彬看来，李大钊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他一生的注脚，

“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他要为这个国家找出一条强国救亡之路”。

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迅速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开始了“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实践。

1920年３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