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调研报告汇编2023年1月目 录中共长丰县委党校钱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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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调研报告汇编
2023年1月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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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田随凤：
班级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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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李清华：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大学生思政教育18
自治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组合拳21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侯麟军任中平：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及其比较基于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24
中国人民大学南水北调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地方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以河南省南阳市为例36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农业农村局张慧平：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践与探索以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为例41
云南农业大学体育学院李会明：高校辅导员骨干队伍
“
221
”
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以云南农业大学体育学院为例47
北京科技大学新材料技术研究院夏青：
助推一流学科建设的实践探索60
湖南大学生物学院涂海军：
高校教师样板党支部引领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63
张国林：
国企弘扬工匠精神的探索与实践69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刘江雄：
国有企业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实践探索73
中共青岛市即墨区委党校潘琳：海洋经济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探索
实践以青岛蓝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即墨区为例79
中共沁水县委党校杨丽：
基层党校拓展发展新格局的探索与实践82
内蒙古农业大学苏日娜：
基层智慧治理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以赤峰市B镇为例89
税务系统智慧监督路径研究课题组：
加强税务智慧监督助力新时代税收治理现代化95
光明日报调研组：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跃上新台阶重庆更好发挥在西部
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作用调研102
经济日报调研组：
金川攻坚109
华北科技学院吴珊珊：
廊坊市大学生创新创业问题与对策：以华北科技学院为例121
陕西延长石油巴拉素煤业有限公司王晶：
煤炭企业基层班组建设探索和实践127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课题组：
全省组织系统提高青年理论学习质效研究
131
23．光明日报调研组：如何做好“突破”这篇大文章
山东菏泽立足资源禀
赋做好特色文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实践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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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探索与实践
141
浙江省安吉县孝丰成人文化技校何吉丰：
数字赋能助力共富的探索与实践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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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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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冯凯：
先进典型选树机制在公立医院文化建设中的实践与探索159
庄小霞：
乡镇财政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165
光明日报调研组：争当创新驱动发展先行军浙江杭州高新区
（
滨江
）
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171
“揭榜挂帅”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探索实践以合肥市长丰县为例
中共长丰县委党校钱久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并强调“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随之，北京、江苏、浙江、贵州、陕西等地陆续推出“揭榜挂帅”制度，探索出了“揭榜挂帅”的多种模式，解决了重大攻关项目，实现了创新价值的最大化，为全国各地进一步探索“揭榜挂帅”提供了实践经验和机制参考。那么，何为“揭榜挂帅”？其实，“揭榜挂帅”是一种探索和创新，“揭榜”体现的是一种重大需求，“挂帅”体现的是一种竞争机制，“揭榜挂帅”就是瞄准重大问题和需求，引入竞争机制，进行重点创新攻关，为此而建立的一套“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1]的选贤任能的体制机制。
合肥市长丰县自《2021年安徽省科技重大专项揭榜挂帅类专项实施方案》和《合肥市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揭榜挂帅”项目实施方案》颁布之后，积极响应中央和省市要求，立足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按照“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的遵循，围绕新能源及智能网络汽车、智能家居家电、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健康等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发展需求，率先推出了10个产业发展的“揭榜挂帅”创新项目。通过“揭榜挂帅”的实施，在短短的半年内，长丰县在关键技术攻关项目方面就获得了17项专利授权，同时还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2项，为增强长丰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推进长丰县域经济全方面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发展动力。
一、“揭榜挂帅”在长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探索实践
“揭榜挂帅”作为完善和补充现行激励机制的关键制度内容，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目前，长丰县在招商引资、产业创新、人才引进、乡村振兴等重大领域高位推行“谁有本事谁揭、谁有能力谁来干”的“揭榜挂帅”“赛马”制度，吸引了大量高校、研究院所、企业和相关单位成功揭榜，加速了前沿科研成果在长丰县的转移转化，为长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创新创造活力。
招商引资是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自2021年以来，长丰县积极推行和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工作机制，把招商引资作为阶段性攻坚任务，采取主动请缨、组织优选、沙场点将等组织方式，组建揭榜挂帅招商团队，开展
招商引资工作。一是张榜定帅，划定赛道。长丰县持续在全县范围内推进招商引资“512”工程，分层设置招商任务，部门和乡镇全年不少于5亿元，县四大班子领导不少于10亿元，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不少于20亿元，全县招商引资总额力争每年突破500亿元。同时，长丰县领导和县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分别组建招商包联组，多途径多措施推进招商引资阶段性攻坚工作。二是强化调度，赛马激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招商攻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重点招商调度会，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每月也要开展招商工作专题调度，县投资促进中心每周要对全县的招商项目进度进行调度。根据上述调度情况，县委、县政府对重大项目推进成效显著并成功签约的招商包联小组给予经费奖补；对推进较慢、成效不显著的招商包联小组则给予及时鞭策。正是在“揭榜挂帅”“赛马”制度的激励下，自2021年以来，全县新引进亿元以上项目100个，协议投资额达近千亿元。其中，比亚迪、中创新航、优信汽车等一大批优质项目纷纷落户长丰。三是招商硬作风，赛出“加速度”。投资额百亿元的比亚迪项目，23天签约，42天开工，6个月封顶，10个月整车下线，不断刷新“长丰速度”。长丰始终坚持常态化重点招商“红灯呈报”，着重围绕企业要素保障，顶格调度项目进展，对推进缓慢、落实不力的项目红灯督办；通过“周六解题”项目协调会，指导党员干部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同时，还将办理全过程纳入党员干部个人“助企服务工作纪实”，以此倒逼助企服务党员干部攻坚克难。
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一业定乾坤”是长丰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发展的不二法门。为推助产业高质量发展，长丰拉高标杆，广泛张榜，以亩均效益论英雄，以解题增效论薪赏，营造奋勇争先、跳摘桃子的热烈局面。一是建立“揭榜挂帅”项目库，提升产业创新竞争力。聚焦县内主导产业，积极向企业征集技术需求，建立企业重大攻关技术需求数据库，面向具有良好科研业绩的高校、科研院所或相关研究主体发榜，让能者挂帅、成者领薪。同时建立了“政府奖补”资金池1000万，给予揭榜项目最高200万元引导支持，以解决长丰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二是以“揭榜挂帅”解决特色农业主导产业重大需求。围绕品牌、产值“双百亿”“长丰草莓”这一县域经济中的特色农业主导产业，长丰县实施了数字草莓系统集成运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开发”和“新品种冠名选优”等“四新技术”[2]揭榜挂帅项目，向具有技术攻关能力的机构
和团队广发“英雄帖”，寻求草莓产业发展的创新突破。政府每年给予配套100万专项资金支持，重点攻关“长丰草莓”产业发展面临的关键技术需求。三是激励市场主体赛马争先，强力推进产业做大做强。长丰县紧扣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施策激活产业发展活力，率先制定出台了《长丰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等赛马激励的指导性文件，设置了企业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绿色发展、标准“领跑”，以及大数据产业发展、创新载体建设、科学技术成果等多项奖补榜单，鼓励多方主体“揭榜挂帅”，形成更多层次、更宽领域的奔跑领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人才是驱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是“揭榜挂帅”的关键性主体。2021年以来，长丰县不断“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让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3]。一是以更大格局、更高视野集聚揭榜之才。近年来，长丰县在人才培养方面始终坚持“揭榜挂帅”顶层设计，以“谁能干就让谁干”的遴选“英雄”理念，不断吸收国内外“最强大脑”推动长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长丰在“对标沪苏浙”发展中，各地各类人才纷纷揭长丰招贤之榜，实现了个人价值与长丰县域经济发展的相互成就。截至2022年8月份，长丰县累积引进博士后科研人员19人，建立了1家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7家省级博士后工作站，涉及了节能环保、智能制造等多个重点产业。二是在揭榜选才中更重“帅”任。长丰县在贯彻落实“揭榜挂帅”制度中，不断发布各类“招榜令”，不仅让各路英雄有“榜”可揭，同时更重用揭榜之“帅”。如在全县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张榜招募党员干部，在乡村振兴、招商引资等攻坚任务中招募专员、组建工作队等。通过这些揭榜攻坚，长丰县选树了一批揭榜挂帅的先进典型，并选拔重用这些揭榜之“帅”。如义井镇红桥村党支部书记孟凡余，探索出发展村集体经济的“红桥模式”，被推选为安徽省党代表，后又被提拔进镇领导班子。还有一些在疫情防控中揭榜之“帅”的年轻人因作出突出贡献而火线入党、转正提拔。三是建立“区块链式”揭榜考核机制，激发创新创造活力。长丰县在全面推进“揭榜挂帅”过程中，实施了“区块链式”考核，进一步压实了揭榜之“帅”应尽责任。围绕“谁有本事谁揭榜、谁有能力谁来干”的原则，建立“月亮差、季亮优”调度机制，及时掌握揭榜项目进展、阶段攻关任务和资金使用情况，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创新创造活力。
县域发达，则乡村兴旺。长丰县以“揭榜挂帅”为契机，聚焦乡村振兴领域的突出问题、重点难点问题，建立了集体经济收入榜、优势产业推进榜、乡村文旅新锐榜等，赛出了一批领头马，并在经验推广和学习互鉴中继续竞跑。一是在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创建了集体经济收入榜。各乡镇紧紧围绕基层“揭榜挂帅”制度，聚焦乡村集体经济等中心工作，以深化“乡村振兴揭榜挂帅”为重点，打造出了一批诸如红桥村、青峰岭村、韩岗社区等集体经济“逆袭”村，培育出一大批诸如红桥、大路、金丰等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并通过推广这些成功模式带动了更多村级集体经济的成长壮大。二是在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方面打造了优势产业推进村。各乡镇立足自身传统特色资源，着力打造优势特色产业，在“六子”工程“揭榜打擂”中，赛出了一批诸如草莓、稻虾、碧根果、西甜瓜、瓜蒌等特色产业，赛出了一批诸如水湖镇颜湖社区、义井镇杜岗村、造甲乡双丰社区、吴山镇薛店村等特色优势产业推进村。三是在乡村文旅发展方面赛出了千姿百态新锐村。长丰县坚持开展“乡村振兴揭榜挂帅”活动，紧盯“文旅强县”和“全域旅游”，遴选旅游专家、知名文化学者、资深策划人以及各大主流媒体记者等汇聚长丰共谋乡村文旅发展。通过“比武擂台”榜，长丰县重点推进出了杜集“飞鸟集␎生态湾”、岗集“城市会客
厅”等乡村旅游项目，打造出造甲双河文旅经济廊道、马郢双创小镇以及乡村
旅游观光廊道等重点文旅项目。在这些乡村旅游新锐村的影响和带动下，长丰县还涌现出一大批诸如马郢社区、海宝村、石集村等诸多网红村。
二、“揭榜挂帅”在长丰县域经济运用的实践经验总结
长丰坚持深化市场改革，通过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度，广发“英雄帖”，汇聚优质创新资源为我“攻关拔寨”，重点攻关长丰县域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难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为科技创新蹚出了长丰的探索之路，更为全国继续探索“揭榜挂帅”“赛马”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制度参考。
长丰实施的“揭榜挂帅”制度实质上是以需求为导向，以解决真问题为目标，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着重解决长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和重大难题而向社会发布“征集令”，用市场竞争来破解长丰县域经济发展难题激活创新活力的一种高效机制，具有需求明确、导向清晰、揭榜面广等显著特点。从印发的《长丰县“揭榜挂帅”引才工作实施方案》来看，征集需求领域
主要涵盖了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家电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健康等新兴的核心技术、基础共性技术等，其目的就是攻克制约长丰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推动长丰创新驱动发展。从《长丰县草莓产业科技和机械强农“揭榜挂帅”项目操作办法》可知，此榜单发布的主要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就是择优遴选榜单实施单位或优秀的技术支撑单位，解决长丰草莓产业高质量发展中所面临的一批关键技术难题的“四新技术”需求，以做大做强长丰草莓产业。除此以外，长丰县还根据疫情防控、社会治理等重大领域的现实需求，开展了重点创新任务的“揭榜挂帅”工作，让能者、智者、担当者揭榜挂帅，有效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在“揭榜挂帅”工作推进中，长丰采取了多种形式确保“揭榜挂帅”工作实、效果好。从开展目的来说，长丰“揭榜挂帅”主要分为企业技术重大需求和共性关键技术重大突破两大类型。企业技术重大需求类主要是聚焦长丰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发布的榜单多，配套也比较完备；共性关键技术重大突破类主要是针对长丰发展亟需的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应急攻关，此类型主要是通过寻求社会力量帮助，以疏通和解决疼点和难点问题。从榜单征集方式来说，长丰“揭榜挂帅”可分为公开征集、上报筛选和政府自主决策等三类。公开征集方式主要是政府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榜单征集公告；上报筛选方式主要是各级主责部门负责榜单征集，最后上报汇总筛选；政府自主决策方式主要是针对应急类、公益类的重大技术需求等应急攻关项目。从揭榜方式来说，长丰主要是采用了“一对一”和“赛马”制等两种揭榜方式。“一对一”的揭榜方式主要是鼓励成立联合攻关团队；对于“卡脖子”技术难题和重大应急性难题，长丰主要是采用“赛马”揭榜方式，以保证成功率。从组织实施来说，长丰推行“揭榜挂帅”主要是组织部门、科技部门等牵头，联合财政部门、人社部门、卫健部门等共同制定，其他部门也可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开展“揭榜挂帅”工作。
长丰实施和推行“揭榜挂帅”制度，打通了长丰创新链和产业链之间的深度融合，不仅解决了重大项目攻关，解决了企业技术难题，推动了长丰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探索出了县域经济“揭榜挂帅”的长丰制度化模式。从政府层面来说，坚持“揭榜挂帅”制度顶层设计。自2021年以来，长丰县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点疼点问题，大胆探索“揭榜挂帅”
“赛马”制度，出台和实施了《长丰县“揭榜挂帅”引才工作实施方案》，把制约长丰县域经济发展的多个行业的“卡脖子”关键性技术难题和主导新兴产业的重大技术需求汇总，以“榜单”形式向社会公开发布，谁有本事谁来揭榜，榜额从100万到1000万不等，标志着长丰县重大科研项目开始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度，迈出了长丰科技创新发展和科研项目管理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从实践层面来说，实现了“揭榜挂帅”从点到面的持续探索。2021年度，长丰就对全县重大创新项目需求进行广泛征集，并借助“2021智汇合肥␎国际人才
交流活动周”市级平台招引国内外优质科技、人才等资源，到长丰帮助企业攻
坚克难。2022年，长丰分别在人才引进、疫情防控、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推行了“揭榜挂帅”制度，实现了从点到面、从一域到全局的持续探索。从制度层面来说，开始了“揭榜挂帅”制度化常态模式。2020年始，长丰出台了《长丰县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实施细则》，开始了“揭榜挂帅”制度的实践探索；2021年始，长丰印发了《关于组织报送“揭榜挂帅”项目相关事宜的通知》；2022年，长丰出台了《长丰县“揭榜挂帅”引才工作实施方案》。随之，《长丰县草莓产业“揭榜挂帅”项目操作办法》《2022—2024年长丰县先进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三年攻坚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揭榜挂帅”实施办法纷纷出台。一系列的实施细则、实施办法，为长丰“揭榜挂帅”工作从实践探索向制度化常态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制度保证。
三、“揭榜挂帅”在长丰县域经济探索实践的经验启示
目前，长丰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推行“揭榜挂帅”项目多数还在执行期，其成效还待在执行结束后进一步评估。如何更有效地把“揭榜挂帅”制度与新的项目衔接、结合起来还需继续探索。从“揭榜挂帅”在长丰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探索实践中可以总结出长丰下一步开展“揭榜挂帅”制度应注意的几点事项。
长丰下一步推进和实施“揭榜挂帅”“赛马”制度，应瞄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领域“卡脖子”技术需求，进一步突出长丰“自主创新补短板、挖潜力、强优势”[4]的发展战略重点，持续强化长丰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在全县广泛调研社会、行业、企业等基础上，多渠道多途径征集项目和开展出题。一是可由政府出题，重点解决长丰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基础性重大技术需求”。至于特别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与需求，
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等面临的亟需攻关的技术难题，政府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直接对外发布榜单[5]。二是可由行会出题，重点解决行会自身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共性关键技术或行业当前紧迫需求。三是可由企业出题，重点解决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个性化关键技术难题。四是可听取国内外顶级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五是可关注国内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学协会组织等发布的前沿技术难题，特别要关注重点发展的几大领域和热点领域等。
长丰要着力解决产业发展“卡脖子”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需求，还需积极探索“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等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以市场竞争进一步激发长丰的创新创造活力。其中，县组织部门和科技部门要继续牵头探索新型项目的组织方式，各部门和县内企业要以重大需求为导向，以问题解决为基准，积极启动“揭榜挂帅”项目试点，向社会公开发布榜单。一是政府要统筹协调全县“揭榜挂帅”创新项目以及新型研发机构的重大研发事项，搭建“揭榜挂帅”项目发布公共平台，为各部门和各企业提供服务，以吸引社会智力和科技人才集聚长丰，增强全县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县组织部门、科技部门、财政部门等要具体负责“揭榜挂帅”创新项目的推进实施工作，重点关注新型研发机构的研发进展，逐步完善“揭榜挂帅”项目、人才、资金等一体化配置和调度等相关工作机制，提升全县重大科技的研发能力。三是县发改委、经信委、数据资源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安、民政、税务等其他相关部门要根据自身职责，共同做好全县“揭榜挂帅”创新项目的推进实施和新型研发机构研发工作等方面的协调保障工作。
“揭榜挂帅”是一个新生事物，长丰应采取措施，多角度多方位加强支持保障力度，让“揭榜挂帅”持续推进和实施，持之以恒做好“揭榜挂帅”“下半场文章”，为长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创造活力。一是要加大多元资金投入。长丰要扩大“揭榜挂帅”“政府奖补”资金池规模，资金池由县财政出资、统一拨款；要鼓励社会资本与政府投资基金合作，对“揭榜挂帅”创新项目的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等进行投资；要支持社会资本以设立基金、捐赠、股权投资等方式，参与和支持“揭榜挂帅”创新项目和研发机构的研发工作等。二是要加强人才支持保障力度。长丰对“揭榜挂帅”项目、科研研发机构和高层次引进的相关人才等，应加强出入境、落户、居住、医疗保险、子
女教育等方面的服务保障工作；对重大紧缺急需人才，长丰要加大财政补贴；要支持科研研发机构与高等院校联合培养研究生，参与长丰“揭榜挂帅”创新项目。三是要加强创新项目的服务工作。在“揭榜挂帅”创新项目实施中，可建立“周报月访”的联系机制或实施“一对一”的跟踪服务机制，确保攻关项目的顺利推进。四是要加大对科研机构支持力度。长丰要加大对“揭榜挂帅”科研机构或研究团体购买的进口设备、材料等的支持力度，按照相关规定减免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要支持“揭榜挂帅”科研机构或研究团体加强与国内外研发机构开展合作技术研究，鼓励科研机构或研究团体通过国际性学术会议、科技创新展会、大赛等多种形式开展技术交流。
“揭榜挂帅”不是单打独斗，更不是大包大揽，其推进和实施既离不开政府的配套支持，更离不开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因此，从长远角度考虑，长丰须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管理机制，持续释放创新创造活力。一是从制度层面要尽快完善“揭榜挂帅”管理办法。可在现有的科技创新管理办法和已有的“揭榜挂帅”创新项目的实践探索基础上，着手编制《“揭榜挂帅”创新项目的管理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揭榜挂帅”实施全过程的细节优化管理。二是从激励层面要进一步完善激励保障机制。揭榜之后，要赋予揭榜者充分的自主权，使揭榜者能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同时，要创建科学高效的分配激励制度，让揭榜者有位、有得，最大限度地保证“揭榜挂帅”创新项目的实施效果。三是从监督层面要建立高效的监督约束机制。“揭榜挂帅”创新项目实施中，在给揭榜者更大主动权的同时，更要创建高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在合同中要明确各自履约责任，使揭榜之人有更强烈的紧迫感和更重大的责任感，从而保证创新项目的有效推进。四是从考核层面要加快建立成果评价和奖惩机制。一方面要尽快制定详细的评价指标和考核细则，作为揭榜项目成果评价和奖惩依据。另一方面要明确考核流程，设置考核节点。可由揭榜单位或团体每年度向发榜单位提交考核申请；发榜单位可组织技术专家采取现场评估或会议评审等形式对揭榜项目进行年度考核，其考核结果可作下年度立项依据。另外对于顺利完成攻关项目、市场反映良好的项目，除兑现揭榜奖励外，可适当增加奖额或设立优秀“揭榜挂帅”奖，对揭榜单位或团体予以奖励；对不能按时完成的攻关项目，可适当延期考核，延期后仍不能完成项目任务，则予以取消或纳入“黑名单”。
班级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河南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田随凤
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等。这种文化体现在班级的管理中，就是班级文化。班级文化建设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二者相辅相成。班级文化能够引领学生追求幸福和充实的精神生活，是形成班集体凝聚力的重要载体，更是班级建设目标、班风、班规“有愿景、有温度”的体现。相比简单机械、生硬粗暴的班规、班纪，班级文化更能达成文化育人所具有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氛围和育人效果。因此，班级文化建设对于校园文化的形成和教育教学来说至关重要，更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方面发挥着主阵地作用。
河南农业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附中”）始终秉承“德育为首、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坚守“尚德博学、求真创新”的校训，矢志不渝地朝着“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和高素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育人目标努力办学，全面落实素质教育，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把深入开展班级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作为学校重要的育人模式和德育渠道。
班级自然文化建设
班级教室是学生学习、生活、成长的家园。教师要精心设计教室空间，营造自然文化，使学生接受文化熏陶。《孔子家语》中有“久居兰室不闻其香，久居鲍市不闻其臭”的观点，体现了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对其成长所起的作用。因此，附中要求班级教室要做到以下几点：每天保持洁净的卫生环境，课桌和讲桌摆放整齐；用绿色花草等温馨、优美的装饰品来点缀教室；打造以励志为主题的学习园地和墙壁文化；及时更新主题黑板报、宣传语，鼓励自主创新，彰显个性，形成各具特色的班级文化。
班级自然文化建设应从审美的高度精心设计，从心灵的角度加以引导，充分利用班级的一切事物来发挥育人功能。例如，种植花草树木、悬挂图片标语、绘制墙壁板报。学校和班级的每一面墙壁、每一片花草、每一块宣传栏都会说话，都能潜移默化地引领孩子们健康成长。精心培植的班级自然环境，能对学生们的心灵产生积极的影响，由“他律”逐渐转变为“自律”。附中不乏班级自然文化建设优秀实践案例：走到每个班级门前，主题丰富、各具风格的“班
级文化墙”展评引人注目；走进每个班级，地面干净整洁，图书角图书众多，课桌椅摆放有序，墙壁上名人名言鲜明夺目，设计新颖的黑板报引人注目，学习园地学生作品、优秀作业令人赞叹。
班级制度文化建设
无规矩，不成方圆。科学完善的班规班纪是全体学生共同遵守的章程，它具体指综合素质考核制度、班级学生学习行为习惯量化考核制度、班级一周工作总结制度、班干部定期会议制度、突发事件处理制度、公物及卫生责任分工管理制度等。
在德育管理的总体要求下，各班制定具有本班特色的班级目标、班级规范、班级公约、班级学生行为规范等。以九（2）班的班级公约为例：为了能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竞争氛围，创建文明班级，共同进步，使本班学生德智体美劳都得到发展，经过班委会讨论，特制定班级公约，包含思想仪表、日常规范、勤奋学习、讲究卫生等四方面十六条内容。
班级理念文化建设
理念文化是一门博雅艺术，其本质是激发和释放每个人的善意。班主任最基本的一项能力不是管理学生的能力，而是给学生事情做的能力。创造班级理念文化的基础是教师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奉献。在营造教室的物质空间、孕育自然文化的同时，教师要努力为学生营造心理空间，塑造理念文化、心灵文化。
附中开展的“班主任心语”活动，既是班级理念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又鞭辟入里地阐释了学校教师对教育理念的理解。当我们理解教育时，要更加注重“育”。因为教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它永远面朝未来，不会终结，需要我们去点燃、唤醒，在耕耘中默默滋润，静待花开。
除此之外，附中每个班级还确立了本班的班级理念、班级格言、班歌班徽、班级口号、班级奋斗目标等。附中为每个班级精心设计了班牌，上面显示有班名、班主任、班级格言、班级活动照片。在课间操跑操和运动会入场仪式上，每个班级用响亮的口号展示着班级的奋斗目标与风采；在课前预备阶段，每个班级唱响班级改编或创作的班歌，时刻激励着学生像爱护眼睛一样维护班集体的荣誉，使学生文明、守纪、向上、向善，健康成长。
班级心灵文化与求知文化建设
心灵文化，即“心文化”，是汲取以“修身、治心”的精神资源，融汇人类优秀文化的智慧，而创造身与心、见与行的高度统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需要道德层面的约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修心、治心”的心灵净化方法。一个学校、一个班级、一群人同样需要心灵文化的滋养。
附中利用每周一节的班会建设班级心灵文化，实现班会课入课表、入计划，有主题、有观摩、有展示。以9月份的主题班队会为例，在教师节、国庆节、党的二十大召开等重大节日到来和重大事件发生之际，班级分别组织了“老师，您辛苦了”“强国有我、请党放心”“石榴籽一家亲，同心喜迎二十大”等不同形式的主题班队会，引导学生爱同学、爱老师、爱家人、爱生活、爱祖国，把爱的情感融进血液。心灵文化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一个班级的学生需要达到思想道德、文化学习统一标准，就要依托班级主题班会和丰富多彩的活动。班级建设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不容忽视，那就是培养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良好的学习习惯、科学的学习方法。如七（4）班学习四字歌和《良好学习习惯十做到》，七（5）班学习良好五习惯，八（5）班学习小组建设等活动。
班级文化建设的前提和依据是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班级文化建设是在校园文化建设的带动下，对学校历史、办学理念、办学特色、办学目标，以及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办学历程中沉淀和积累起来的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多年来，附中在班级文化建设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要求从常规带班走向“课程带班”，把班级文化建设作为一门课程去探索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班一品特色班级文化也逐步形成，推进了学校文明、书香、绿色、向上、向善校园文化的生成。在良好班风的汇聚下，附中形成了良好的学风、校风。附中连年被评为郑州市中小学德育创新先进集体和郑州市中小学教学创新先进单位，先后被评为郑州市书香校园、河南省书香校园。附中2020年被授予郑州市首批“新优质初中”称号，德育建设作为特色工作被媒体报道，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班级文化建设作为一种有效的德育模式，体现了以文化特色为核心，以知识传递、艺术陶冶、心灵启迪为方式的精神力量作用于学生思想的重要性。作
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立足新时代，认真学习，善于创新，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打造和建设丰富充实、学生喜爱、寓教于乐的班级文化，助力校园文化的发展，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宝山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以大场镇场南村为例
张天帷
近年来，大场镇场南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深化改革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目标任务，结合本村集体经济发展现有业态，主动融入宝山区城市建设和科创主阵地建设大环境，从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直面挑战，紧抓机遇，注重实效，初步形成了一条具有场南特色的集体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一、基本情况
宝山区大场镇位于宝山、静安、普陀三区交界，地理位置优越。作为全镇最南部的村落之一，场南村地域面积1.78平方公里，目前户籍人口2428人，外来人口4000多人，其主要发展沿革分为以下阶段：
在计划经济时期，南部以种蔬菜为主；至上世纪80年代末，农村自留地仍有一部分用于蔬菜种植，另一部分则开始由国有企业借用以建造仓库；进入90年代初期后，场南村主要利用土地资源进行仓储出租等；在上世纪末，直至1995年场南村形成了以仓储与工业为主的经济带，并于同年成立了山海实业公司，在1997年房产开发后，其进一步成立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实体公司—上海山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下设多个全资子公司，村级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在进入21世纪后，场南村由发展房产经济转向引进项目，2004年成功与红星美凯龙签约并成立汶水店，实现了由“仓存资产”向“商业资产”的转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面对累积的遗留问题，场南村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处置投资失败项目，重新启动产权制度改革与资产量化工作，不断盘活存量资产，在新时代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过程中跨出了关键一步。
二、主要做法
通过不断探索，场南村以知名、地标性项目为核心产业，并做到了全过程对村民“公开、公平、公正”，逐渐发展为以商业与服务业为主的经济模式。
2003年，当时位于原场南村夏家宅生产队地区约80亩的土地是以仓储为主的“闵欣建材市场”，其土地及房屋属性均为“工仓性质”，整个市场的环境脏、乱、差，同时个体经营模式也造成了诸多管理问题。为此，村领导班子审时度势，开拓思路，将该地块进行项目升级。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与国内各
大知名企业进行接触、商谈，并以村民会议的方式公示村民，最终通过了与“红星美凯龙”的合作方案，商场注册大场，实现了税收落地。
2007年4月，“红星美凯龙汶水路商场”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营，场南村当年新增收入约1500万元，2008年至2015年场南村在该招商引资项目中取得的年均收入每年递增3%左右。2015年底，场南村完成了资产剥离，并实现商业资产的返租。2016年，场南村在该项目中取得收入约3600万元，之后每年以年均4%左右的速度递增。
红星美凯龙项目的成功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该项目所在地紧邻中心城区，交通便利，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为场南村发展大型商业等不动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因集体土地的属性特殊，项目落地的用地成本降低，而与城市关系的密切也使其能够获得商业发展所需的消费者群体，有利于企业的利润增长，进一步促进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农业、仓储业、房地产开发业到商业合作项目的发展路径，体现了由第一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转变的产业转型升级。场南村借助地理位置，发展商业项目，改变了原有农业的产业弱质性和比较收益偏低的特征，也破解了房地产开发内生动力不足的难题，有利于集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现“宝山宜家商场”和“诺诚M7——山海商业大厦”原为场南村沈家楼生产队地区，地面建筑主要以部分民宅与仓储为主。在有了与“红星集团”的合作经验之后，村领导班子也拟将该地块打造成一流的商业项目。在适应政策变化的努力下，最终在项目的引进上与“宜家”达成一致，即由场南村将该地块净地交土地储备中心储备后，由土地储备中心将该地块分为A、B两个地块，其中，A地块由“宜家”在大场镇单独注册“宝山宜家”，最终形成宝山宜家商场，年落地各项税收约6000万元，折合财政约1800万元。B地块最终形成“山海商业大厦”，资产归属场南村山海集团，建筑面积约27000平方米。“山海商业大厦”建成后，为了确保集体资产收益持续、稳定，场南村引进了上海海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的管理团队，以现代化商务楼的标准进行统一设计改造后对外招商，确保了集体资产持续、稳定的收益和收缴率。
宜家项目的成功，是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成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但不同的是，在宜家项目中，场南村引入了具有管理技术优势的团队，既使得商业项目能够根据政策与市场的变化及时做出调
整，也相对减轻了集体经济在收入预期上的压力。
原场南刀片厂废弃的旧厂房和办公用房占地面积约21亩，该企业于2011年停产清算后，旧厂房和办公用房长期空置，不仅影响了村集体经济发展，而且与周边商业环境并不匹配。村领导班子对此高度重视，在如实汇报上级部门后，积极引进了上海沪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将该地块功能调整为汽车展示、维修、售后服务等。沪仑的注册使得场南村每年获得租金近200万，同时依托周边商业体发展的带动效应，既提升了存量工业用地的产出效率，又改善了区域城市形态和功能，有利于提高商业环境的整体匹配度。
首先，针对部分集体资产产权结构不完整、价值评估不完整的情况，场南村重新启动产权制度改革与资产量化工作，并通过省级单位将资产与负债的全部二三级科目公示给村民，如此一来，集体资产得以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位成员。与此同时，场南村通过实施分红制度，做到发展成果由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共享，2020年成员分配总额为1008.79万元，人均分红达5102.63元，2021年成员分配总额为1109.67万元，人均分红达6080.38元。
其次，针对集体经济中的非集体成分，考虑到其“人数少、比重大”的特点，场南村先后召开20多场座谈会，处理非集体经济成员的资产量化等问题。此外，场南村还处置了历史投资失败的项目，同时于2019年底全面取消“二房东”，整治了商业门面乱象。
场南村通过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逐渐减轻集体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负担，并且重新启动产权制度改革与资产量化工作，实施分红制度，将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位村民群众。
三、经验启示
场南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进一步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初步形成了一条具有场南特色的集体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场南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秉承“一切为了老百姓”的发展理念与“公平、公开、公正、透明”的基本原则，从维护村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坚定巩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场南村把握发展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积极探索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通过引进知名企业，构建地标性建筑——“红星美凯龙”和“宝山宜家”。同时推进实现税收落地，进一步促进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场南村注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构建发展新模式，实现互利共赢，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发展成果惠及村民群众，在2019年底完成产权制度改革后，其集体资产得以量化到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每一位成员。
四、后续发展路径
目前场南村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
首先，在村级层面上，目前阻碍场南村发展的一大因素是龙珠苑问题。龙珠苑虽然地理位置优越，但其作为上海最大的“城中村”之一，外来流动人口近万人，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群租乱象，龙珠苑居住密度极高，导致环境卫生和消防安全等问题较为突出，其中电动车飞线充电现象最为严重。二是龙珠苑地块为原场南村集体土地，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许多房屋至今无法办理产证，村民的日常生活、户籍办理和孩童入学等都面临着较大的困境。因此，“城中村”改造是场南村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城中村”改造项目于2018年启动，但由于政策不符合和资金不平衡等问题，直至2021年底仍未完全成功。
2022年政策方面有所放开，资金方面也得到了镇党委等方面的支持，场南村目前正全力以赴推进“城中村”改造。
其次，在区级层面上，宝山区集体经济发展主要面临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统筹层级由村提高到区后，如何投资优质项目以保证统筹资金收益稳定。二是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多部门联动，部门间的协调也是亟需解决的难题。三是集体经济组织的税收政策尚不明晰，税收优惠等政策细则缺乏明确具体的实施规定，基层操作存在较大的落实困难。因此，在进一步促进宝山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各部门、各层级之间进行协调部署，还需要政府在资金、土地和税收等政策上的大力支持。
一是村级层面，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首先，建设五星级酒店或商务办公楼，打造新型地标建筑，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同时努力推进总部经济发展。
其次，吸引更多家居品牌入驻，发展以红星美凯龙、宜家和亚振为核心的家居产业集群。最后，积极探索融入数字经济新模式，发展电商和线上直播产业集群，最终形成集家居、办公和线上娱乐消费为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
三是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还涉及土地制度的完善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税收的认定。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石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完善土地产权制度，通过土地资源有效配置提高经济收益进而在村民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从而实现“效率和公平”两者的更高水平均衡，这是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的难点在于如何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税收，是按照企业还是社会组织的标准要求其交税，抑或是进一步完善具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因此，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在新发展时期需要有进一步的完善，这是下阶段影响宝山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大学生思政教育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李清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调研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生动素材和鲜活来源。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是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具体实践。
政府主导，搭建文化资源大平台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也是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大省，是全国非遗大省之一。目前53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149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编织起山西优秀文化网。革命战争时期孕育的太行精神和吕梁精神，依然延续在太行山、吕梁山革命老区，融入三晋儿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血脉基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右玉精神，以及能源革命、产业转型的典型经验、成功案例，国家农高区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等奋斗故事等，都是山西儿女艰苦奋斗、踔厉前行的真实写照。
山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富矿”，将这些文化资源用好用活，一要构建优秀传统文化数字资源库。更长久、更好地保存山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还原、再现文化的真实情景，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展现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二要以文化为引领，将身边真实的、优秀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点带面，汇聚磅礴之力，统筹推进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程，形成强大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三要建立由山西文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党政干部、英雄模范、时代楷模等组成的文化专家库，集中专家的智慧和经验，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融合建设。
高校实施，建设高校思政课程
思政课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阵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走进山西悠远厚重的传统历史，让先贤圣人、文物史料发声；
走进山西鲜活的红色文化，让革命志士、革命遗址发声；走进山西生动的先进文化，让英雄模范、时代楷模发声，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文化资源，从思想和感情上拉近新时代大学生和思政课的距离，让学生在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潜移默化传承山西基因，提升思政课的显性与隐性的教育功能，达到“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目标。
山西高校应强化顶层设计，增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政课，优化思政课程体系。一要坚持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守正创新”原则，构建山西高校“1+N”思政课程体系，即在严格落实大学阶段规定的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程基础上，结合所属地历史与本校实际，统筹当地优秀传统文化与校内通识类课程。二要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拓展思政课程教学资源，立足山西实际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强化思政课程教材内容的完善和延展。2022年9月5日，山西农业大学打造黄河农耕文明博物馆开馆。山西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在农耕文明建设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建共享教学案例库与教学素材课，山西农业大学走在前开新局，起到示范作用。三要创新教学形式，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优化思政课程评价体系。基于构建山西高校“1+N”思政课程体系，创新教学形式，建立多维度教育学习评价机制，实现深化思政教育与传统文化的教育融合。
“校地”协作，构建“大思政课”育人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教育系统要加强与企业、农村、机关、社区等各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密切联动，进一步整合资源、强化协同、搭建舞台。高校要围绕“立德树人”人才培养目标，坚定不移地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抓手，开展高质量“校地”协作，构建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体系。
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实践性较强的特点，山西高校需积极主动与属地政府相关部门联系，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基地的育人功能。一要对接各级各类已有实践教学基地，用好现有的成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开展下沉式、进驻式、互动式等现场实践教学，让大学生身临其境学习和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二要积极创造条件，与实践教学基地深度合作，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与资源开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发专题实践教学，引导大学生深入实践锻炼，在润物细无声中潜移默化增强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三要结合校院自身特点，依托当地本土特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大学生思政教育，要守住文化特色，坚定文化自信，培养大学生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结合山西实际加强和改进文化育人工作，在丰富内容、创新载体、搭建平台上下功夫，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用生动实践书写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革创新的山西篇章。
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组合拳
自治区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广西要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抓实产业和就业，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奋力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一、实施特色产业全链条升级行动
统筹抓好产业项目建设。聚焦脱贫地区补短板、强弱项、提档次、促升级，储备实施一批产业补链延链项目、园区提档升级项目、农产品产销畅通项目，发展一批绿色种养基地、加工集聚区、仓储冷链设施、田园综合体等项目，提档升级一批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科创平台、产学研基地等项目，布局建设一批产地批发市场、农村田头产地市场和村级电商服务站点。
强化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推行“国企平台+龙头企业+合作社+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基地+农户”的多元化组团式发展新模式，充分发挥各类国企平台在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推广、品牌营销、产业融资、招商引资等方面的优势，为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搭建平台。深挖脱贫地区绿色生态、特色产业、长寿和民族文化资源，推动“山+绿+旅+文+体”深度融合。
建立产业技术顾问制度。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建立广西脱贫地区产业技术顾问制度，围绕产业发展需求，拓宽科技服务范围。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支持脱贫地区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招募特聘农技员组建专家团队。
二、构建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平台
建立稳定产销对接平台。由自治区商务厅、乡村振兴局等部门牵头，联合广西农垦集团、供销合作社、农投集团等龙头企业、驻桂电商平台、区内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等，搭建脱贫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线上线下助力脱贫地区农产品销售。支持大型电商平台企业采取“电商+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参与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数字化电商平台建设。
继续大力实施消费帮扶。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电商总部、中央厨房等供应
链融合，引导广东大型商超与脱贫地区搭建稳定的购销关系。支持有条件的特色农产品纳入“圳品”体系管理，直供大湾区市场。支持脱贫地区积极开拓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高端消费市场，建立以超市专柜、社区直营等为主的产销渠道。
加强农文旅产品宣传推介。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农业展、旅游发展大会等平台，区、市、县三级联动，加大脱贫地区旅游文化及特色农产品宣传推介展示。
支持脱贫地区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开设特色馆，扶持发展直播带货新业态。
三、健全脱贫群众稳定就业机制
多途径拓宽就业渠道。采取“县域产业吸纳一批、外出务工输出一批、公益岗位安排一批”策略，主动承接外部产业转移，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加强与广东等区外用工地合作，促进脱贫人口外出务工就业；加大村级道路养护、生态护林员、环卫绿化等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解决外出就业困难劳动力及残疾人等就业问题。
强化就业技能培训。加快制定实施脱贫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大规模开展新技能培训。在脱贫地区开展社会化职业技能培训联合体建设试点，吸引培训机构精准开展定岗定向培训。落实好培训补贴政策，推动政府、企业、培训机构共建实训基地。
四、实施重点领域乡村建设项目
实施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着力完善脱贫地区连接产业园区、旅游景区、口岸、站场以及农村物流服务点的公路建设，推进脱贫地区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改造扩建一批小型供水工程。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加大人口较多、群众有需求的自然村公共厕所建设力度，围绕重点景区合理配建乡村旅游厕所，支持开展农村生活污水社会化治理试点，支持脱贫地区改扩建一批乡镇垃圾转运站，探索农村垃圾就地就近就农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路径。
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工程。适当增加脱贫地区学校公用经费补助，加快推进“云课堂”平台建设及应用。推进市县医疗联合体建设，增强县级综合医院和县域医疗次中心服务功能，提升乡镇中心卫生院防控救治能力。完善以乡镇为中心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试行居家养老与社区集中养老相协调的养老服
务制度。
五、细化落实脱贫地区支持政策
落实财政政策。加大财政衔接补助资金投入产业发展的力度，集中支持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农民工创业园建设、大型易地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出台脱贫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物业费减免政策。
创新金融政策。扩大“桂惠贷”中“三农贷”的名单制产品支持范围，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涉农企业、新型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支持推广“动产活体”抵押、“两权”抵押和林权抵押等担保业务。
细化用地政策。加大对脱贫地区农民工创业园用地指标支持力度，指导脱贫地区用好城乡增减挂钩结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使用政策，支持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用好人才政策。支持全区农业职业院鼓励农业银行、桂林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选派金融干部到脱贫地区的乡镇、产业园区、国有企业等挂任金融助理。实施县管乡用、乡聘村用的基层医疗卫生人员县域一体化人才管理机制。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及其比较基于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侯麟军任中平
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群众生活居住的重要场域，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场所，承载着社会建设、治理及服务的微观兜底。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社区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也明确了政党回归社会、党委领导治理、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政策目标，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2]。但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基层社会结构逐渐分化，个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社区居民异质性与资源分散性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中的领导权威和作用日渐虚化、弱化、边缘化。基于此，如何发挥党组织作用，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整合基层资源、调动基层群众积极性，实现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是当下亟待回应的重要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目前，学界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从政党逻辑来看，党组织可以理性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强大的组织网络和再组织能力去组织、动员、整合社会。因此，在讨论纷繁复杂的社区治理现实，面对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多元利益诉求，社区治理低效甚至失效时，必须“将政党带进来”，由政党“组织社会”“引领社会”[3]。陈东辉认为，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党的执政地位、性质、宗旨使社会治理成为其不可或缺的职能，决定着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和引领作用[4]。郑长忠指出，作为社会秩序建构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社区治理不仅能够促进社区治理主体互动合作，也能保证社区治理不出现权力真空[5]。从社区治理的逻辑上看，叶本乾等指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党建创新引领要真正‘下沉’到基层，组织体系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就是要实现党建创新引领与社区自治和共治的有效对接，实现党建逻辑与社区治理逻辑的契合和耦合。归根到底，党建引领必须基于社区治理而运行，而不能凌驾于社区治理之上。”
二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困境与路径。一方面，就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困
境而言，张开云等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层化、居民服务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传统的社区管理在回应诸多要求和变化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和资源不足，具体则表现为社区治理的一系列难题或‘失灵’。”[7]孙涛则认为，基层党建在领导方式和组织设置上、在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上以及在组织管理和党员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制约着其引领社区治理作用的发挥[8]。另一方面，就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而言，曹海军认为在“社区工作中要抓好党的建设，使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的领头人，把各方工作带动起来，要加强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9]。张波将“互联网”纳入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中，认为“互联网+党建”既能搭建互联网平台服务群众，又能以新技术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与时俱进地拓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渠道[10]。有学者则提出以组织、动员、宣传等方式对社会组织施加影响，形成一种“嵌入式治理”模式，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内部领导力、平台领导力和文化领导力[11]，其他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主体嵌入、制度嵌入、目标嵌入等方式作为党建嵌入的具体机制[12]。对于党建如何有效激活社区治理活力，激发基层自治主体性，有学者从“参与式治理”[13]和“赋能治理”[14]的角度给出了回答。
三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师林等从“制度—效能”的视角深刻分析了天津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认为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建设，把街道与社区作为社区治理的“主战区”，强调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坚持治理重心下沉，实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15]。王枫云等人通过对广州市S街社区的案例分析，认为“嵌入机制和整合机制是社区融合中实现党建引领的重要形式”，而这一机制“如何激发外来群体作为治理主体的自主性是关键”[16]。陈柏峰等以豫东B街道“红色物业”为例，介绍了党组织如何通过党组织体系、党员个体双重嵌入方式，实现对社区治理的嵌入式引领[17]。此外，还有基于河南修武、湖南浏阳、湖北武汉、广西贵港等地的实践进行的个案分析。这些研究对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的个案研究较为丰富，但跨区域的多案例比较研究还较为稀少。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明显，虽然单一的个案论述有利于深入挖掘问题，增强理论说服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但往往个性突出而共性不足，多案例比较研究恰好可以
适当弥补这一缺陷。
二、实践运作：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四种典型模式
全国各地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进行了丰富多样的实践，探索出了赋权治理、多中心治理、嵌入式治理和整体性治理等多种模式，北京平谷、河南许昌、浙江金华和四川成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社区治理离不开足够的人力、物力、政策以及社会资源的支撑，否则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赋权治理意味着赋予权力，即“充实个人或群体的权力”，这是“法律赋予的自由和利益”。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就是充分利用街乡、社区卧虎藏龙的人力和社会资源来解决域内金矿盗采、砂石盗挖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联合调查执法困难、乡镇和部门责任与权力匹配不合理的问题。
“吹哨报到”，即在明晰职责、精简机构的基础上，赋予乡镇联合执法召集权。它意味着将权力下放到基层、将资源下沉到基层，从而充实了街乡的权力，被赋权的街乡有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遇到问题时由街乡“吹哨”，“召唤”相关的职能部门前来“报到”，联动施策、共同处理，真正做到“事不完，人不走”。2017年，这一探索由金海湖镇推广至平谷全区，次年，北京市委在结合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将其总结提升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典型模式并在全市同步试点。同时，针对原有“上对下”的考核形式、相对宽泛的监督考核标准以及孱弱的监督考核力度，平谷进一步改革街乡管理体制、完善基层考评体系、推行“街巷长”机制等14项重要举措，赋予了基层单位更强的话语权，以解决“九龙不治水”“五指不成拳”的顽疾。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北京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强调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充分肯定了“吹哨报到”的做法，认为其是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聚焦办好群众家门口事、落实“最后一公里”行之有效的做法[19]。总的来说，赋权有利于增能提效，这一模式的要义就在于赋权、下沉与增效，改变了过去街乡“有责任、没权力”的权责不对等局面。
2017年，许昌市委、市政府为了解决社区党组织作用难发挥、社区建设不
规范、社区服务能力弱等问题，研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社区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以多中心治理为切入点，在夯实城市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打造“一有七中心”规范化社区建设。所谓多中心治理，指的是“在自主治理的基础之上，允许多个权力中心或服务中心并存，通过相互合作给予公民更多的选择权和更好的服务”[20]38。
一方面，“一有”即每个社区都要有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强化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地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七中心”即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综治服务中心、文体活动中心、卫生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儿童服务中心、志愿服务中心。“七中心”分别由市民政局、文广新局、卫计委、教育局、行政服务中心、文明办、综治办7个成员单位在结合各自实际职能的基础上，拟定具体建设方案和考核办法，并指导基层组织实施。通过规范化社区建设，不断提升多主体间的协商水平，推动其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围绕“党建、治理、服务”转职能，构建治理服务网络，有利于推动“七中心”高效运转。不断树立智慧化精细化理念，下足“绣花功夫”，切实解决社区卫生、治安、老人及孩童照料等民生问题，提高社区的服务能力。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称赞其为“许昌模式”，并在河南省全面推广。总的来说，这一模式的要义就在于坚持党建引领、部门协作、条块联动，改变以往“单打独斗”的状态。
近年来，随着基层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基层党组织日益“悬浮”于社区治理之上，“悬浮化”的困境不断凸显。浙江金华的“红色网格”模式，即是为了解决基层党组织作用弱化、虚化和边缘化，基层党员缺乏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等系列问题的探索实践。“嵌入”原意为放线菌素、氨基吖啶等分子插入并结合到DNA链中的相邻碱基对之间，这里意指将党组织和党员纳入社区网格化管理之中，参与社区治理。嵌入式治理意味着基层党组织不再是单独存在，而是与其他组织系统相互嵌合、共同发挥作用。
所谓“红色网格”，即在已有网格化管理的基础上，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嵌入“网格化”管理的一种党建模式，确保“每个网格都有党组织、每名党员都在网格中”[21]。具体而言：一是组织的嵌入，也就是将街道划分为若干网格并成立网格党支部，同时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将各类群团组织、驻社单位也纳入网格之中。二是人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嵌入，于各网格节点设立
网格长、网格指导员、红色网格员并明确其职责，例如：政策宣传、信息收集、矛盾调解、工作联络、解决问题等。三是按照“就亲、就近、就便”的嵌入原则，推动“红色网格”的平稳运行，每名红色网格员负责联系5—10户群众，组团包干服务。金华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红色网格”模式治理成果显著，得到了居民群众的一致好评。总的来说，这一模式的要义就在于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嵌入”网格化管理之中，从而实现社会治理“一网揽尽”。
整体性治理聚焦于将社区治理由分散性转向整体性。2017年，成都在全国首创，成立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简称市委社治委），以期“对治理层级、功能、公私部门关系及信息系统等碎片化问题进行有机协调与整合，不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破碎走向整合”[22]，统筹区域内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在市县两级党委序列成立的“社治委”，目的十分明确，即坚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推动社区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为了有效解决基层社区治理思维缺位、党组织阵地虚化、基层互动缺乏及资源条块分割造成的乱象，成都市新都区委社治委率先在大丰街道红湖公园城小区，以整体性治理意识统筹区域内的社治工作，开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五步工作法”试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五步工作法”的具体步骤为：1.找——找党员。通过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的“双找活动”，把散落的党员召集起来。2.建——建组织。一是通过前期的“双找活动”成立党支部；二是根据小区党员的特长和兴趣爱好，组建兴趣型党小组，推动基层党建由“组织覆盖”向“提升功能”深入。3.优——优机制。小区党组织成立后便注重优化协商制度，完善“小区综合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等系列机制。4.抓——抓服务。突出党组织抓服务，重点解决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5.植——植文化。以文化为载体，通过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世界，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在此过程中，将以往碎片化治理下的部门、职能、机制等方面的要素重新整合，不仅降低了治理成本还提升了治理效能。总的来说，这一模式的要义就在于整体思维、通盘考虑、五步一体、相互融合，改变以往“松垮分散”的状态。
三、多维比较：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模式的异同
北京平谷、河南许昌、浙江金华以及四川成都四地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实践，既是基层党建创新的有益探索，也为我国其他地区的社区治理提供了
经验借鉴。通过对四种模式的比较（详见表1），既能发现他们存在一定的共性，也能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异。
上述四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在背景动因、制度建设以及助推力量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共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背景动因来看，四个地方的实践都属于问题倒逼的创新。北京平谷最初就是为了解决基层盗采盗挖、环境污染等问题，在权责明晰的基础上，完善联合执法机制，破解大城市精细化管理难题。河南许昌则是为了应对社区建设不规范、党组织服务能力弱等问题，希望在规范化社区建设的基础上解决社区群众身边的小事。浙江金华将原有的网格重新打造成“红色网格”来解决基层矛盾多发、党组织作用难发挥的困境。而四川成都也是为了应对基层党组织和社区面临的各类问题而进行了新的实践探索。虽然这四个地方面临的问题表现不尽一致，但不难看出，其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都源自于现实问题的倒逼。
其二，从制度建设来看，四个地方的政策供给都相对完善，实现了“一个核心，多个配套”。以浙江金华为例，其核心机制就在于党建引领的“红色网格”，2018年5月，金华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了《关于推进“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创新的实施意见》、制订了《“全科网格”规范建设标准》等制度规范，同时建立健全网格党支部“五个一”的任务清单制度，形成六级闭环处置机制，化解了各类矛盾2万余件。此外，为了大幅度调动党员干部参与“红色网格”的积极性，还专门制定了相应的激励考核机制，如婺城区新狮街道《沙溪村党员五星量化考核制度》、金东区孝顺镇出台的《党员“十二分制”管理办法》等。实际上，其余三个地方的制度、机制和政策同样相对完善，均为当地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其三，从助推力量来看，四个地方均为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23]。独木难成林，一人不为众。仅仅依靠单一的社区治理主体很难取得社区治理工作的实效，只有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四个地方实践探索的牵头部门虽略有不同，但最终都是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共同推进社区治理迈向新台阶。以河南许昌为例，“一有七中心”
的规范化社区建设就是党组织、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居民群众等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通过党组织的引领，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和分工合作，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协同共治，不断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和水平，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真正做到社区共建共治，社区发展成果由群众共享。
虽然四个地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有共同之处，但我们也能发现它们仍然存在诸多差异，如产生时间、牵头部门、推广范围等。在类型划分上，常见的划分方式有功能划分法和制度划分法，但这两种划分方法都不太能说明四地实践的差异。因此，我们按照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核心机制的作用方式，将四种实践形式划分为以下类型：
一是下沉型：北京平谷的“乡街吹哨，部门报到”模式。该模式通过党建引领，赋权治理，把多部门力量下沉到乡街，将乡街作为协调联络的平台，让乡街在执法的过程中“唱主角”。这样的机制安排建立在以往乡街无权有责，各部门运动执法、风头一过问题又现的现实基础之上，在权责明确的同时将权力赋予乡街的做法，延伸了党组织工作的触角，把委办局的力量统一下沉到乡街一级，解决了过去条块分割的难题。此外，平谷还不断深化吹哨报道机制，实施了干部下沉工程，通过执法力量、攻坚任务、驻村包户、部门服务、到村任职和社区报到下沉的方式，推动了各项工作及事物的落地落实，极大地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24]。
二是协同型：河南许昌的“一有七中心”规范化社区建设模式。该模式以多服务中心协同的方式，力求解决单一组织不能或不易解决的问题。一方面，社区从繁杂的行政事物中脱离出来，专注于社区党建、治理和服务工作。另一方面，各部门通过“七中心”与社区进行“契约化”共建，真正做到群众“点菜”，社区党组织“报菜”，而“七中心”则根据需求进行“配菜”。有学者指出，需要从协同治理的平台、协同治理的价值追求以及协同各方的主体责任等方面加强协商治理的实践。就河南许昌的“一有七中心”规范化社区建设模式而言，协同治理的平台正随着规范化社区建设的推进而不断完善，协同各方的主体职责也在不断明确，协同治理的价值更在不断深化。由此观之，建设规范化社区这匹“小马”，必将能拉动城市化的“大车”。
三是嵌入型：浙江金华的“红色网格”模式。“红色网格”是对网格化管理的继承和发展，以此为物载形式和功能单元嵌入社区治理，能有效使“悬浮
化”的党组织落地落实，夯实了治理的基础。一方面，嵌入网格的党组织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将各类组织紧密连结在党组织周围，协调网格内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利益，找到社区居民的“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形成社区治理的合力，提升社区治理的实效。另一方面，能够发挥“红色网格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嵌入网格的党员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协调、处理各类民生小事，在此过程中，既能培养党员干部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也能够让居民感受到社区治理参与的真实性，进而提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
四是融合型：四川成都的“五步工作法”模式。这一模式通过党委序列设立的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将分散在40多个部门的职能统一起来，高效地对社区进行统筹指导、谋篇布局，改变了以往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各自为政、社区治理凌乱分散的局面。“找党员、建组织、优机制、抓服务、植文化”五步工作法以问题为导向，弄清楚老百姓真正关心和期待解决的社区问题，并始终将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各项社区治理工作的试金石，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五步工作法”模式在社治委的引领下结束了“九龙治水就治不好水”的困局，因而是“融合型”的实践探索。
四、突出问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的制约因素
近些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之花在中国大地上竞相开放，北京、河南、浙江、四川等地的实践为我们了解和观察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了视窗，但从整体上来讲，这些探索都处于初级阶段，仍旧还有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
无论何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都离不开坚实的党组织堡垒。虽然各地在社区、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两新组织”中已基本实现党组织全覆盖，但部分地区党组织的数量虽然上去了，其质量却仍有待提升。
具体而言，其一，组织结构不够优化，主要表现为干部队伍缺乏优质力量。“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25]198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进一步推动基层党组织高质量发展、引领社区治理作用发挥的关键。但基层党组织干部队伍建设一直以来都是难题，部分社区现有干部年龄偏大，年轻干部后继乏人。以四川成都X区为例，该区255个社区913名社区党组织干部中45岁及以上的有534人，占55.42%，30岁及以上、45岁以下的共357人，占比39.10%，30岁以下的共50人，仅占5.48%
①。许多地方的社区党组织存在难选、难干、难管的现象，部分社区的领导班
子只能是“矬子里拔将军”，这一现象在广大的农村社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其二，基层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的能力不足。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6]591如前所述，目前基层党组织自身已存在诸多困难，加上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党组织对人、财、物的主导性支配地位不再，能够掌握的资源也越来越少，这样的情况使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时愈发捉襟见肘。总的来说，基层党组织面临的这些现实问题，导致其在引领社区治理时仍心有余而力不足。
北京、浙江等地的绝大多数社区能够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雄厚的经济基础、良善的治理传统得到社区善治。但是我国幅员辽阔，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无论经济基础或是治理基础均远不及东部沿海地区，这部分社区自身的发展短板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党建引领的实效。
其一，社区发展不平衡。由于地理、经济、资源等多方面的差异，不同社区的发展和治理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如北京平谷、浙江金华等地的社区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较好的经济基础、丰富的资源条件，社区治理有明显的优势，能够在发展的基础之上探索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但一些稍偏远的涉农社区以及偏远的农村社区，由于前述各项资源都比较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得到长远的发展。这也就决定了社区的发展有强有弱，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成效也就有高有低。其二，社区社会资本不够充沛。在我国，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人情社会的关系和网络中。帕特南强调了在社会资本生产中社区组织的重要性，认为它们为居民提供了面对面的互动机会，促进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能够极大地促进社区治理。由浙江金华的“红色网格”模式可以看出，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等组织，在社区信任、参与网络以及社区规范等层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增量。但总的来说，部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尚不充分，他们的治理潜能尚未被完全激发，因此，社会资本的缺失和匮乏使得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依旧有限。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多强调党组织的外部引领作用。城乡社区治理的理想状态应该是社区自身由内而外的良善治理，党建引领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但内生的、持续性的治理动力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
成都市X社区一直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示范社区，但是在调研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该社区油污净化设备的维修、党员认领的绿植维护、社区规约的遵守等一些较为细小但又无法忽略的工作，即使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很好的处理，但如无党组织的持续引领便很快又面临新的问题，久之，社区治理的效果便大打折扣。此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应该是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社区是社会成员共同生活的空间，相关主体只有承担起相应的治理责任，其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才会得以强化，社区作为共同体的意义才能得以延续[27]。河南许昌的“一有七中心”规范化社区建设就是在党建引领下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典型，但很多时候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似乎又仅因利益而连接，当社区治理中的某一环节有利可图时，诸多主体竞相参与其中，反之则较少关注，有的地方甚至陷入了“有利就共治，无利就共享”的僵局。显然，以利益为驱动的治理并不能持久，这些因素的叠加导致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后续乏力。
五、路径选择：完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总的来说，北京平谷等地的探索与实践，为当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基层党建创新形式。为了持续推进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深化和实践，今后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如果说党组织是引领社区治理这列火车的车头，那么党组织领导班子就是这列火车的司乘，选好配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干部能够进一步发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作用。第一，多方位地选派基层党组织干部，拓宽基层干部来源。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和推进，返乡大学生、致富能手等越来越多，可以重点从这类人群中推选党组织书记及委员，也可考虑从中选拔社区党组织副书记或选聘社区专职党建指导员。一般而言，他们具有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特点，面对社区的新问题、新矛盾能够及时运用新的手段和方式灵活地加以解决。第二，要加大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力度，增强党员干部的创新意识，进而提升整个党组织的创新能力、战斗能力。毛泽东曾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28]271可以充分利用好社区“微党校”“夜校”等平台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整体能力素质和水平，让他们在学习中树立新思维、提出新见解、找到新思路，以解决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2019年7月，吉林长春专门成立了以社区工作者为主要培训对象的社区干部学院，其目
的就在于培养社区干部的实践本领和实战能力，不断增强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引领力，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社区职责模糊、行政色彩浓厚，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较低、动力不足，必然导致社区治理效能低下。因此，要完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必先完善居民自治，巩固社区治理的自治基础。第一，向基层赋权，明晰社区职能职责。将权力赋予基层组织让其实现自治而非帮助政府完成行政任务，同时在放权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对责任的分配与下放，保证基层组织的权责一致性[29]。如北京平谷“乡街吹哨，部门报到”模式中的执法下沉、权力下放、干部下派，面对社区治理难题时就达到了“一针穿千线”的效果，极大地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第二，转变认知，拓宽渠道，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我国的社区已经逐渐由“为民做主”转向“民自做主”，但部分群众的认知却仍旧停留在党政部门包办一切的时代，尚未意识到社区是群众自己的社区、社区治理与自己息息相关，因而将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雪藏。这样的认知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起了阻碍作用，因此，有必要转变这些认知，但同时也要为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搭建平台，拓宽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一般说来，群众的参与平台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临时性平台、周期性平台以及结构化平台[30]。临时性平台和周期性平台可以临时和周期性地开展，而结构化平台能够很好地将社区治理结构融入社区群众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常态化地发挥作用。江苏苏州的吴江区搭建“有事好商量”常态长效平台，推动“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制度化、常态化、特色化、接地气和全覆盖，为社区居民提供了一个“在群众身边、与群众亲近”的结构化协商平台。如上所述，才能够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良好的自治基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随着区块链、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在技术层面多了许多保障。但基层党组织对互联网、新媒体等先进技术的运用不熟悉，致使其在社区治理中难以有效“进场”[31]。因此，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中要善于把握和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技术，不断创新党建引领工具和技术，开拓社区治理新境界。如上海市黄浦区打造了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数据库，以“IDEA”设计思路，开发了查询（Inquiry）、分析（Analyzation）、会诊（Diagnoses）、应急
（Emergency）四大功能。在汇集街道工作数据的基础上，凭借网格管理平台、人口信息库、市民服务热线等业务平台提供的数据，以手机APP、小区视频监控、GIS动态地图等动态数据为补充，突显“人、事、物”等社区治理元素，使党建在引领社区治理中的手段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精准性。福建泉州的丰泽区开始探索“区块链+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云平台，该平台对社区治理中的各类问题进行集成化、协同化、闭环化处置，对问题的处理结果全息化、可视化，并以此为抓手，构建智慧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体系。这些尝试和探索无疑丰富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途径与方式，能够进一步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助力打通社区治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地方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以河南省南阳市为例
中国人民大学南水北调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河南省南阳市各级各部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风险分析研判，深挖问题根源，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安全风险治理工作，同时加强源头防治和系统施治，健全常态防控机制，努力构建安全防控大格局。本文从安全意识与能力培养、风险治理体制机制建设、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基础四方面入手介绍南阳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现状，以期为同类型或同等量城市的安全治理提供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为此，河南省南阳市遵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路，聚焦安全生产、自然灾害和城市公共安全等领域，结合应急管理水平和安全生产实际情况，围绕安全意识、安全制度、安全责任、安全科技、安全投入等关键要素，扎实推进全市安全风险治理工作。近年来，南阳市生产安全事故、较大事故、重特大事故起数和伤亡人数逐年下降，自然灾害科学预报预警，灾害应对及时有效，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可控，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整体工作在全省位于优秀等次，为南阳经济高效、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安全保障，在南阳市“副中心城市”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好了基础保障。
理念先行，全员安全意识培育和安全能力培养
搞好安全生产工作，思想认识和素养能力是关键。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的关系，坚持守住“安全”这条红线，对此南阳市针对不同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了系列宣传教育培训，有效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能力。
一是加强公职人员安全意识培育，全面开展应急管理业务培训。南阳市高度重视管理人员的安全风险管理教育，推进应急机关文化建设，加强“把艰险扛在肩上、把平安留给百姓”的应急管理理念培育。多方式、多渠道举办干部素质能力和法律法规培训，分层次开展安全生产、灾害防治、应急管理等专题业务培训。通过演练活动，加强安全生产文化培育，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二是企业干部职工安全意识培育，提升生产安全管理和救援能力。南阳市通过开展党政领导干部和企业负责人宣讲谈心的方式，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底线思维。通过专题走访、调研企业、问题收集办结、惠企助企等形式，深
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等。
三是加强市民群众安全意识培育，强化基层群防群治能力提升。南阳市依托“安全生产月”“全国防灾减灾日”“119”消防宣传月等时间节点开展活动，推进应急安全宣传“五进”工作。组织推进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全面提升基层安全水平和治理能力。
守牢底线，强化风险治理体制机制建设
安全风险治理实践规律表明：三分靠技术、七分靠管理。健全的组织机构、科学的管理体制、高效的工作机制是有效应对风险的重要保障，是预防、防范、化解、处理风险的中枢系统，通过管理体系和制度才能守牢安全底线。
一是构建“11155”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南阳市立足实情，构建了“11155”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与机制，具体内容如下。1个应急管理新格局：建成“党委政府统一领导、行业部门协调配合、救援队伍履职尽责、社会公众人人参与的责任体系，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协调联动、科学救援、保障有力”的应急管理新格局。1个网格化管理格局：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安全生产执法关口前移、力量下沉、重心下移，划分县、乡、村、组四级网格，建成一级网格18个，二级网格264个，三级网格5782个，四级网格51480个，初步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覆盖、无盲区的安全监管工作大格局。1个应急管理体制：依据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建立完善全市应急管理体系的通知》，利用总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门）的综合优势和11个专项指挥部办公室（各牵头单位）的专业优势，建立了“1+11”应急救援指挥体系。5个应急管理体系：包括应急能力体系、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应急救援队伍体系、调度指挥体系、应急服务体系。5个应急管理工作机制：包括预警机制、会商机制、联动机制、协调机制、调查评估机制。
二是构筑安全风险综合治理的多重防线。南阳市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全面加强化工园区、高危工艺、重大危险源的全过程、全链条排查治理。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完善和落实重在“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任链条、制度成果、管理办法、重点工程和保障机制，建立了企业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筑企业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三是强化安全风险治理制度与规范建设。南阳市全面强化重大风险、重要领域、重点环节的安全风险治理制度与规范建设。安全生产责任方面，落实省
委《加强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若干制度》，制定完善了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工作清单”，制定并印发《市安委会成员单位职责清单》。机关单位管理方面，制定《市应急管理局说“不”事项提级管理制度》，落实说“不”事项层级管理责任。项目管理方面，制定“13710”工作制度，对重点项目采取细化责任、挂图作战、插旗推进的工作制度。企业安生生产管理方面，制定出台双重预防规章标准，对非煤矿山生产（系统）、危化企业、烟花爆竹企业、化工园区、工贸企业双重预防实现全覆盖。
多措并举，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企业是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是安全生产责任的直接承担者，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一是创新方式方法，突破式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南阳市深入贯彻实施
《安全生产法》，建立企业风险主动报告制度，落实企业安全生产承诺、失信惩戒、安责险等制度，对重点企业“一企一策”指导服务，采取企业自查、专家诊查、执法检查等方式方法，对重点行业领域组织“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在危险化学品领域：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持续开展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和执法检查，排查隐患和打击取缔违法非法危化企业，圆满完成省政府下达的烟花爆竹去库存任务，全域实现清零。在非煤矿山领域：组织对地下矿山采空区、排土场等危险源开展专项治理，组织对全市矿山企业进行“专家会诊”，排查治理隐患。在工贸行业：认真摸清底数，组织企业开展自查自纠，排查隐患。严格按照“四个一律”和“五个一批”要求，加大执法检查和处罚力度，采取警示约谈、挂牌督办、停产整顿、暂扣证照、关闭取缔等处罚措施，严厉打非治违。
二是深化专项整治，精细化落实企业主体安全责任。结合南阳是农业大市、旅游大市以及特种设备数量多的实际情况，南阳市2020年制定“1+2+11”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年制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聚焦22个重点行业领域的短板弱项，实行“清单式”管理和“挂图作战”，按责任落实、按清单落实、按任务落实。在危险化学品领域：实施危化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和精细化工企业“四个清零”；深化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严控异地转移项目安全风险；推进“两重点一重大”生产装置、储存设施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自动化控制系统建设运行；开展烟花爆竹“打非”行动，强化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整治；聚焦重点难点，抓好国家、省《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
落实，建立任务清单等。在非煤矿山领域：严格非煤矿山许可程序，督促相关部门严格履行建设项目核准、超层越界开采、淘汰落后产能、民用爆炸物品管理等责任。在工贸领域：按照三年行动“重大事故隐患清零，有效遏制较大事故”总原则，稳步推进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聚焦高温熔炉、粉尘防爆、液氨制冷、有限空间作业集中攻坚，组织暗查暗访和交叉互检等。
三是严格科学执法，专业化辅导督促企业落实责任。安全生产执法方面，南阳市坚持法治底线思维，严格执法。第一，严格执法标准，不断提升执法业务能力。组织全市应急系统575名执法人员参加执法能力轮训，将应急管理部印发的《安全生产执法手册》《执法手册》和省应急管理厅的《检查清单》执行情况作为执法规范化建设重要抓手，定期组织全市执法案卷评查互查等。第二，创新执法模式，形成“大执法”工作格局。打造执法全责任链条，明确细化各业务科室执法任务责任并加强与执法支队协同联动，健全执法信息共享机制，扭转业务科室“重业务许可、轻检查处罚”的理念，推进全员执法工作模式向纵深发展。第三，加大“行刑衔接”工作力度。建立健全与公检法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安生生产领域涉刑案件查处与移交，加大媒体曝光力度，对安全生产违法犯罪活动形成强大震慑。第四，从严查处生产安全事故。加强对举报案件受理处置，对举报查实的非法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按照“四不放过”原则认真查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严肃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第五，实施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制定《全市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结合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一并实施。联合督促市26个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各县（市、区）政府，聚焦全市所有地区、所有行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单位，广泛开展执法检查，确保取得实效。
加强投入，夯实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处置的基础安全投入是安全生产的经济后盾和发展条件。南阳市为了确保安全生产，一方面尽可能给予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创新做法、增加安全投入。
一是打造“1+1+1”综合应急救援体系。坚持资源共享，合力打造“1+1+1”综合应急救援体系，即国家综合应急救援队伍+社会专业救援力量（“白鲨”水域、“蓝鹰”山岳两支专业队）+社区农村所在地市民（农民）救援队。重视消防安全救援力量建设，在指挥中心建设、信息通信保障、战勤应急联动上协调市大数据管理局、市交通局、水利局物资供应站与多家大型工程机械设备单位
签订协议，建立了联动协作机制。
二是注重基层救援“六有”规范化建设。南阳市重视基层救援队伍建设，以有班子、有机制、有预案、有队伍、有物资、有培训演练等“六有”为主要内容，推进乡镇（街道）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标准化建设。
三是初步构建“智慧应急”体系。安全科技是支撑安全风险治理不可缺少的软件和硬件，南阳市初步完成了“智慧应急”体系建设。全市四级重大危险源全部完成监测预警系统安装，实时在线监测预警；基本完成“智慧应急”指挥平台建设，目前省、市、县三级平台已实现纵向横向融合贯通，公安、消防、林业、教育、交通、农业6个先行建设数据已接入市应急指挥平台，实现风险隐患“发现、预警、分析、决策、消除”的闭环式管理。
综上，南阳市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各级各部门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研判分析，深挖问题根源，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安全风险治理工作，同时举一反三、提升标准，源头防治、系统施治，健全常态防控机制，努力构建大安全格局。接下来，南阳市将进一步以推进安全发展水平、应急管理体系和本质安全能力建设为主线，防范化解影响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各类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灾害事故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南阳市的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经验，具有样板示范作用，可供同类型或同等量城市的安全治理参考借鉴。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践与探索以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为例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农业农村局张慧平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促进农民增收、实现脱贫致富的关键，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基层组织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保证。针对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农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不足、发展不平衡、基础相对薄弱、发展专项资金缺乏等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不断探索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途径，推进农村全面发展、全面进步。
关键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改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正确认识农村集体经济，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还关系到农村改革和乡村治理的成效。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体现在其不是传统“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而是产权明晰、成员清晰、权能完整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目的是激活农村各类要素潜能，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实现强村与富民相结合，盘活用好农村资源资产，补齐农村发展短板。本文以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为例，分析了华龙区农村集体经济现状以及制约因素，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其他地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供借鉴。
一、濮阳市华龙区农村集体经济现状
华龙区地处河南省东北部，是濮阳市唯一市辖行政区，是濮阳市委、市政府和中原油田总部所在地，总面积119平方公里，耕地6.1万亩。辖1乡1镇9个街道办事处，59个行政村，既有城中村，又有城郊村，区情较为复杂。
从2017年起，华龙区全面推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近年来，每年对全区59个行政村进行资产核查，2022年共核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总资产超过18亿元，其中集体经营性资产占总资产近两成。从集体经营性资产的存量来看，有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村占近七成。从集体经营性收入（含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状况来看，有集体经营性收入的村48个，无集体经营性收入的“空壳村”11个，“空壳”现象比较严重。从分红情况来看，2019年至今仅有8个村实现分红，分红比例偏低。从全区集体经营性资产的存量、集体经营性收入的
状况以及分红情况来看，农村集体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产业可持续性、成长性欠缺，收益率偏低，分红较少。因此，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应作为华龙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切入点。
二、濮阳市华龙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制约因素
部分村干部缺乏经营意识，眼界不够开阔，思想较为保守，开拓创新精神不够，仅依靠房子、土地收租金，收入来源单一。多数村庄在集体经济发展上远期无规划、近期无项目，发展模式陈旧落后，一等二靠三要，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一些村干部抓集体经济发展存在“两怕”：一怕担责任，创办经济实体有风险，怕给集体造成重大损失，遭群众指责；二怕困难，由于集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发展集体经济面临诸多问题，过分强调缺资金、人才、技术等客观条件，不能立足现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等优势求发展。
城中村集体经济较为雄厚，发展较快，特别是二、三产业发展较好。如大庆路街道办事处赵村，抓住发展机遇，用足用活政策，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有些村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既无集体经营性资产，也无自然资源优势，集体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如岳村镇牛村、韩庄，孟轲乡李家村等，既没有集体经营性资产，也没有集体经营性收入。
有集体经营性收入的村，多承担着群众用水用电、村内打扫卫生人员工资、垃圾清运、公共设施维护等支出。除此之外，还为村民缴纳社保费、发放节庆实物福利等，村内开支普遍较大，甚至有些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不够支付村内支出。
二轮土地延包后，土地基本承包给农户，多数村除宅基地，几乎没有可开发利用的集体建设土地。从目前村集体资产状况看，主要是历年固定资产的积累，而固定资产大部分是非经营性资产，如村委会设施、水利设施、学校等，难以形成可用于经营的资本。另外，一些固定资产长期闲置，没有合理开发利用，造成固定资产破损和浪费严重。
现阶段，多数村除了保障正常办公基本开支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没有发
展集体经济的专项资金。近几年，政府在农村实施的基础性公益项目较多，用于发展集体经济的经营性项目较少；金融部门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贷款顾虑较多，不愿放贷。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集体经济缺少启动资金，即使有好的项目也缺少本钱。
多数村的发展规划和土地密切相关，而土地性质与建设项目不完全匹配。有些村的集体土地为耕地性质，而城中村和城郊村的集体土地基本纳入了市政规划，即使闲置也不能开发利用。另外，涉及城中村改造、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等村搬迁新址后，旧村土地政府全部收回，没有为村集体预留用于集体经济发展的建设用地，且安置小区不再配置商业门面，搬迁后的村集体经济无法发展。农民虽然改善了居住条件，但没有财产性收入。
三、濮阳市华龙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对策建议
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管理，经营模式比较单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之相比，产权关系更清晰，成员更为有效界定，治理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更健全，以市场为导向，经营形式更加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可以是劳动合作，也可以是资本、技术、管理合作。
一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中央有要求，农村有需求，农民有呼声，务必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要转变发展观念，深刻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纳入各级党委重要议事日程，抓紧抓好抓到底。推行区级领导包乡镇（办）、乡级领导包村（组）责任制，建立区直部门对集体经济薄弱村的结对帮扶机制，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二要明确目标，精准施策。要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华龙区的总体发展战略布局，广泛倾听农民群众的诉求，遵循村民自治原则，明确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目标，精心制定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总体规划，认真分析每个村的发展条件和特色优势，谋划论证产业项目，制订实施方案，建立完整的工作台账，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工则工。
一要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由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主导，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着力调结构、提品质、转动能、促融合、强带动、创品牌，实施“五子富民”工程：扩大小杂粮种植，丰富“粮袋子”；发
展优质林果业，做精“果盘子”；扩大特色花卉种植，做优“花园子”；增加设施蔬菜面积，充实“菜篮子”；发展农家乐和民宿经济，用好“老院子”，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发展特色农业，打造“一村一品”发展新格局。二要推行“集体+农户”模式。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资金入股等形式投入集体经济发展浪潮中，探索新型主体与农户建立保土地租金、保农户就近务工等机制，这样既能实现土地保值增值，又能解决就业问题，还能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三要壮大村级联合体。鼓励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抱团”发展，成立村级经济联合体，推动资源盘活、土地流转、兴办实体、产业发展。特别是进行货币化安置的村可以整合补偿资金联合发展，实现强村富民。
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争取土地方面的优惠政策，对各村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全面梳理，及时调整布局规划，制订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建设方案，按照每个村规模大小，允许相应的建设用地用于产业布局，这样既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又减少土地浪费。二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整合涉农资金，完善财政奖补政策，建立健全奖补挂钩机制，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设立区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扶持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并制定奖补办法，项目建设实行先建后补，以发展“短、平、快、稳”的项目为重点，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三要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加大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小额贷款贴息力度，支持金融机构核销涉农呆账。积极创造条件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支持社会资本设立服务“三农”的金融租赁公司。稳步推进农村“两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房产所有权）抵押贷款，推广以农业机械设备、运输工具、农业资产等为标的的新型抵押担保方式。
鼓励科研院校建设乡村科技服务站，开展科技服务和技术指导，为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提供技术支持。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头人纳入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将集体经济组织管理人员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不断提升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管理能力。实施农村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行动，加强农村党员干部各类致富技能培训。支持科技人才、返乡创业人员、妇女带头人、基层供销合作社经营人才等积极参与农村集体经济项目。
一要加强“三资”管理。深入落实“三管、两审、一监控”管理机制，优
化、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平台，创新农村财务网络管理模式，实行农村集体资金“网报支付”，做到农村集体资金使用事前有监督、事中有监审、事后有监控，管好用好集体资产，使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二要推动农村产权交易。建立区、乡两级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促进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盘活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进而增加农民收入。三要规范运营，防范风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坚持以效益为中心，有序开发资源，有效盘活存量，积极稳妥推进，合理预测和管控投资，有效规避风险，提高农村集体资产收益。
充分发挥区直部门的帮扶作用，开展结对帮扶，建立帮扶责任制，即：一个区直部门，包干帮扶一个经济弱村、谋划建成一个长效项目、设置年创收最低门槛。部门帮扶要充分利用自身业务、信息、技术等方面优势，广泛倾听群众诉求，立足帮扶村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按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目标，科学确定发展集体经济的思路、方法和举措，制定合适的集体经济发展总体规划，谋划论证产业项目。
一要加强村“两委”班子建设。要选配品德良好、办事公正、“双带”能力强、群众拥护的优秀人才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加强村“两委”班子发展集体经济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适时组织村“两委”班子到先进地区进行考察学习，开拓经济发展思路，增强致富带富本领。二要厘清发展思路。驻村第一书记要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信息、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科学确定发展集体经济的思路、方法和举措，力争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三要完善考核奖惩机制。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纳入村“两委”班子任期目标考核和年度效能考核。完善干事创业容错机制，打消村干部求稳怕错、畏难不前的思想顾虑，鼓励他们带头创办、领办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四、结语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保证。华龙区应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盘活资产资源为重点，以提高农村集体经济收入为核心，以强村富民为目标，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分步推进”的原则，加大扶持力度，创新经营机制，拓宽发展路径，持续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造
血”功能，实现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保值增值，不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高校辅导员骨干队伍“221”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以云南农业大学体育学院为例
云南农业大学体育学院李会明
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高校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指导者和参与者，肩负着“培养具有国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崇高使命[1]。《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教思政〔2014〕2号）中明确指出，辅导员是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是履行高等学校学生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2]，其核心要务是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和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高校辅导员队伍的理论水平、职业能力和专业素养，决定着高校立德树人的成效。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经历了初步建设与曲折发展、恢复重建、科学化发展、专业化与职业化发展、新时代内涵式发展五个阶段[3]，辅导员岗位角色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嬗变，从最初的“学工教师”转变为当前的育人工作“全能超人”[4]。目前，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在“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发展道路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存在队伍结构不合理、人员流动性大，辅导员职业素养不高、专业素养偏低，辅导员的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认同感偏低、聚焦问题局限、工作主动性与创新性不足，辅导员聚焦主责主业科研能力不足[5-7]等现实问题；辅导员工作性质不稳定、职业地位边缘化、职业生涯短暂、发展空间狭窄、自身发展受限、职业前景不明朗[8-9]等限制辅导员干事创业的职业认知偏见未得到彻底转变；辅导员对个人的职业认知不够清晰、岗位角色定位不够准确，高校对辅导员的职业能力发展内涵认识不够深刻、职业能力提升策略不够清晰、职业道德内化途径依然存在一些障碍，高校培养和留住优秀辅导员对实现高校人才红利的眼界不宽[10-12]等制约高校辅导员队伍发展的核心问题客观存在。高校作为管理辅导员的责任主体，承担着选拔、任用、培养和教育辅导员的主体责任。高校在新时代党的教育思想指引下，求真务实，造就一支高质量辅导员队伍，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和建成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高校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积极探索辅导员培养路径，是与时俱进推进立德树人工作，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现实
需要。为此，本研究提出了高校辅导员骨干队伍“221”培养模式，并在云南农业大学体育学院开展实践探索，以期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高校辅导员骨干队伍“221”培养模式的提出与修正
以新时代党的教育思想及高等教育理论为指导，依据“系统论整体效应原则”，遵循“模块化”运行方式生成的高校辅导员骨干队伍“221”培养模式，突破已有研究聚焦辅导员本体应如何具备职业能力这一微观层面问题，尝试通过顶层设计从宏观层面推进高质量人才培养工作，即高校培养高质量辅导员，高质量辅导员队伍“反哺”高校并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学生。
聚焦“培养什么样的辅导员？用什么培养辅导员？怎样培养辅导员？培养效果如何？”等人才培养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模式主题、模式内容、模式检验三个方面开展理论模型架构（图1），提出了“221”培养模式的六个构成要素（即培养目标、培养任务、培养系统、培养内容、培养方法和实施效果评价），阐述了“221”培养模式的“模块化”设计思路（即划分为三个内容模块和三个时间模块），力图构建以培养过程（包括团队建设、教育引导、环境熏陶、实践操作、指导修正和内化提高等环节）为横向结构、以培养阶段（包括认知摄取、吸收转换和运用实践三个阶段）为纵向结构的立体培养模式；横向上对照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辅导员核心素养、辅导员工作职责，纵向上依照辅导员的专业化、职业化、专家化技能形成规律，做到“思想教育与行为教育并重、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并重”。
“221”培养模式中的一个“2”是指用2/5的时间开展辅导员思想教育，组织辅导员学习四史、党的基本理论及基础知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理论及知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务相关知识、哲学与政治学相关知识、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等，以筑牢队伍的思想根基；另一个“2”是指用2/5的时间提升辅导员业务能力，为辅导员创造学习条件、搭建交流平台、完善辅导员专业化（教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知识）、职业化（社会角色理论、方法学、辅导员政策法规、高等教育法规政策、学生管理政策法规和法律等知识）、专家化（科学研究、管理学等知识）提升及发展制度，以锤炼队伍的本领业务；一个“1”是指用1/5的时间开展辅导员心理健康、身体健康、财务健康、职业与社会健康教育，以夯实队伍的健康基础。
设计制作了专家问卷，采用德尔菲法对该模式的构成要素进行指标筛选与意见征询。运用SPSS软件，分析各要素所得分值的算术平均值获知专家的“意见集中度”，分析各要素所得分值的变异系数，获知专家的“意见协调度”。平均值越高表明专家对该要素的意见集中程度越高，变异系数越小表明专家对该要素的意见协调程度越高。经分析，各要素的变异系数均小于15%（表1）。
表1数据显示：专家对“培养目标”“培养任务”两项的意见密集度较高（平均值接近9），意见协调度较低（变异系数较小），表明专家意见集中，对指标的认可度高且不用修改；专家对“培养系统”中的部分指标意见密集度低，意见协调度大，说明专家意见分歧大，需要做较大修改；专家对“培养内容”“培养方法”中的部分指标意见密集度不高，意见协调度较大，说明专家意见分歧较大，故可以暂时保留或做小的修改；专家对“实施效果评价”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做小的修改。
征询专家意见显示：第一，部分专家认为开展辅导员培养工作的主体是校院两级党委，从管理学角度而言，构成本研究“培养系统”的“学校系统”与“学院系统”之间是管理主客体关系，而从研究实际看“，学院系统”才是该模式的特色和创新所在，故需要明确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作关系。第二，个别专家认为“培养方法”中的“运行方式”“实践路径”应属于该模式的独立要素，不可视为“培养方法”的指标；但大多数专家认为本研究中的“运行方式”“实践路径”恰恰是为了实现培养目标、掌握培养内容而采用的特殊程序、方式和手段，体现了培养方法的特征和属性，是“221”培养模式的精髓，故属于“培养方法”范畴。经过反复意见征询，达成共识，专家一致认为“运行方式”“实践路径”符合培养工作的时空构成特征，既能体现培养阶段的延续性又能体现培养过程的广度和深度，故在理论模型中，应该将其放入“培养方法”要素中。第三，大多数专家认为“实施效果评价”只评价辅导员显得单一且缺乏量化指标，因为影响辅导员队伍建设质量的因素较多，且在育人实践中，辅导员的工作重心是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引导和服务，故衡量指标应该从辅导员自身素质能力发展以及辅导员队伍工作实效的视角进行设置。在综合专家意见后，对“培养系统”“培养方法”“实施效果评价”三个要素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正，最终在保留了六个构成要素的同时，通过对要素性质的分析，厘清“221”培养模式的阶段要素与过程要素，明确了本研究重点是“培养高质量辅
导员的方法”。
二、高校辅导员骨干队伍“221”培养模式的内核与实施
法无定法，贵在得法。高校辅导员骨干队伍“221”培养模式从“辅导员素质基础与能力本位相结合、角色发展与应用导向相结合、解决突出问题与形成长效机制相结合”三个维度创新培养内容和培养方法体系，确保内容的实用与实效、方法的实用与活用双提升。实施中借助方法承载内容，剔除哗众取宠、华而不实的内容和方法，将宏观方法与微观方法有效融合，重点对“培养方法”中的“运行方式”和“实践路径”进行探索。
根据体育专业辅导员工作实情，学院每年划拨40学时组织辅导员开展院级培训。院级培训遵循“模块化”运行方式，将40学时划分为2/5、2/5、1/5共3个学时模块，将培养内容划分为意识形态教育、素质能力提升、健康教育3个模块，学时模块对应内容模块如图2所示，培养工作对标所设置的过程目标和阶段目标，分步、有序、按计划开展，以实现辅导员培养系统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以意识形态教育为统领，筑牢队伍的思想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意识形态不是人脑中固有的感观思想，它源于社会存在，是人的观念、观点、概念、思想和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人的意识形态受思维能力、环境、信息和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13]。辅导员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力量，辅导员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着力点之一，提高辅导员队伍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打造一支政治素质高、理想信念坚定、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有水平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是确保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关键。学院在确保辅导员坚决拥护“两个确立”、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从确保辅导员抓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育人中心工作的同时自觉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学生的吸引力、影响力、引导力，在确保辅导员有效开展四史教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做好育人育才工作，三个方面强化辅导员意识形态教育工作。
创新工作机制，严格选聘辅导员。2019
